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年代柯尔施、卢卡奇等人用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它既否定第二国际把历史规律绝对化的倾向，又反对第三国际在实现历史规律时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忽视，强调在推动历史进步时人的自由选择，形成了一种推崇主体性的文化哲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中，反复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在艺术生产过程中，卢卡奇一方面坚持反映论原则，一方面又认为是艺术形式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以后他又在《审美特性》中提出：“一切属于人、人的关系的东西都是内在的，只有当它在这一艺术门类的特定形式中产生感性的纯粹外在形式的效果时，才能成为——审美的——存在。正如我们通常所见，这种形式的联系只是一种深刻内容性的直接表达，也就是人本身所能认识到的他所生活、所活动的周围世界实际是怎样的，这一伟大生活真理的直接表达。这种审美的真理由自我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构成一个循环的运动：‘认识你自己！’的正当冲动把人引向世界，使得他对他的同伴、对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对作为他们活动场所和基地的自然界有所认识，并使它转向外部。”[1]442 卢卡奇则把审美活动视为一个“认识自己”的循环运动，视为支配自身命运的有效途径，表现出他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为此他还提出：“艺术形式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艺术的自身世界，不论在主观意义上还是在客观意义上，都不是什么空想，不是什么超越人及其世界的超验的存在。它就是人的自身世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论在主观意义上还是在客观意义上，在他面前的、他为之奋斗的是处于感性直接现实中人和世界的最具体的可能性。”[1]443 与以往的人道主义理论家相比，卢卡奇关于艺术创造的人道主义论述中，富有了前所未有的辩证思想。 与卢卡奇相似，列斐弗尔也提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中，人才有可能成为总体的人、完善的人。把艺术作为人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下复归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文论模式的批判，其中就包含了对其忽视艺术与美学的人道主义核心的批判。不过，卢卡奇、列斐弗尔等人的主张长期以来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批判，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得到一定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人道主义的思想，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19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主体性思想的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一个空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上把毕生精力用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革命问题的研究，他们往往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对人道主义发表意见，而少有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去论述人道主义问题。他们对人道主义思潮的论述，大多是批判性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并不限于在艺术和美学的范围来论述人道主义；美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来源于他们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书斋里的理论，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成果，似乎只有在美学上才结出了硕果。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美学观、艺术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却有一定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困惑。 这一认识的获得，应当归功于中国新时期对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界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人道主义一律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1957年，钱谷融在《文艺月报》上的一篇《论“文学是人学”》，曾招致长达20年的严厉批判。新时期开始于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批判和长期“左”的失误的反思，特别是从事艺术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在“文革”中陷入非人的遭遇，产生了对极左思潮一概排斥人道主义行径的怀疑和批判，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最早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发出了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呼唤。由此进一步引起了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论争。1980年讨论文章大量出现，到1983年，发表的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已经多达700多篇。1984年，这场讨论达到了高潮，一年之中约有500余篇论人的文章见诸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经过一个短期的平静，1986年，这场讨论又重新“升温”。可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大概没有一场文学论争像人性、人道主义讨论那样产生过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为在新时期文学的“揭幕战”中，它是首先向极左路线发起攻击的一场艰苦且险象环生的攻坚战。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讨论最终没能进一步深入就嘎然而止了。尽管如此，这场讨论给理论界留下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这场论争中，我国理论工作者提出和涉及的问题和达到的深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几十年对人道主义的探索是不相上下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对人性的界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等都是这次讨论的重点。这里既有一些人用传统思维对人道主义、人性的一概否定，也有一些人完全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人本主义化的倾向。 早在1979年，朱光潜就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的文章，对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他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因此，人性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2] 朱光潜在文中提出“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感”的问题，朱光潜的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对朱光潜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