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30年，也是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的30年。在欧洲和北美，美学是大学里的很少的一批专门学者所从事的一项专门研究。在这些国家，美学与社会、哲学和文化的关系，当然也是很密切的。艺术的变化迫使美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做出应对。文化研究冲击文学和艺术研究，美学家出面做出调整，使文化研究不至于走得太远，维系审美和艺术这个核心。有时，西方美学家们所提出思想的激进程度，远超过任何一位单个的中国美学家。然而，在一些时段里，美学在中国所经历的波动，所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要远大于欧洲和北美的美学。国际美学协会这个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影响的国际美学组织，参加的会员人数也只有600多人，而中华美学学会的会员就有800多人，这个数字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也许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去看。 中国美学家的学说产生的影响的原因，常常并不在于他们思想的新异性、对既有思想的挑战性，以及对艺术和社会现实的适用性。这30年来，中国社会，无论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化生活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学在中国的命运，与这种变化中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文革”后美学的复苏（1978—1984） 从1978至1984年，是中国美学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将之称为“美学热”。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对美学表示了巨大的热情。这时，美学家成了重要的社会人物，他们在做讲演时，可以有上千的听众；美学书成了畅销书，可以销售几十万本；美学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甚至达到百里挑一①。 多少年后，人们还在对这一盛况津津乐道。这些年，在经济大潮和通俗文化大潮中，美学的地位在衰退。美学家们遥想当年，感慨万千。一位原来做美学的人，靠讲与美学无关的内容，签名售书签坏了好多支笔。美学成了围城，外面的人怀着对这门学科的敬畏，还有想进来的，但里面却有不少人在想，只有出去，才能走红。其实，美学本来似乎就不该那么走红。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现代学术体制所形成的分工中，有少数的一批人在做着它，日积月累，出现一些这一学科的书籍，学术上有人传承，研究成果对相邻学科的研究者有所启发，那也就够了。为什么在当时，美学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热门的学科？这也许是一个奇迹，但它的出现又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原因。 首先，这是“文革”后出现的学科反弹。1950到1960年代早期，中国曾经出现了美学大讨论。发动这场讨论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在各个领域全面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革命成功了，思想还须清理。一些旧人被承认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旧人也要接受新思想的改造。接下来的任务是培养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在那个意识形态建构的年代，美学大讨论具有独特的意义。当时出现过许多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领域的争论。美学大讨论与所有的其他争论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总体上说，没有导致一边倒的“大批判”。它没有进入这样一个模式：从不同意见的争论开始，到最高领导人表态，学术界随即表示一致同意，共同对被认定为错误的观点进行谴责，直至对错误观点的持有者进行个人惩罚②。也许，这是1950至1960年代唯一的一次没有导致“大批判”的争论。参加讨论者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随着讨论的深入，各方的观点逐渐变得越来越具有学术色彩。 这一讨论培养了一批人，也培养了对这个学科的兴趣。接下来的一些年里，这种讨论先是由于重提阶级斗争，进而由于社会动乱而逐渐停顿下来。但是，这一讨论的成果并没有消失，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笔重要财富。这时期培养出来的美学研究者成为以后美学重新兴起的重要人力资源，而这时期形成的一些学术观点，也成为以后美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③。 与这一历史原因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美学热”源自“文化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需要。在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次既类似“文艺复兴”又类似“启蒙”的思想运动。 这种“文艺复兴”，是从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开始的，历史在走着一条向后发展的路。首先受到人们关注的，正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那些曾经在19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这时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活力。1950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在1970年代末的特定政治与思想框架中，仍是最容易接受的观点。当“文化大革命”被认定是一个错误时，人们直接寻找的对象，是犯这个错误之前的状态。运用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之网中打开一个缺口，美学所起的，正是这个作用。这一时期，李泽厚与蔡仪争论的恢复，是美学界最重要的现象④。李泽厚通过研读康德，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读⑤。而蔡仪则继续坚持他在《新美学》一书中提出的美在于对象的自然属性，美是客观的，美是典型的观点，黑格尔成了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武器。同时，两派都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⑥。李泽厚与蔡仪之争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很可能并没有仔细研读过一些苏联学者的著作，但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苏联学者，例如斯特洛维奇和波斯彼洛夫的观点非常相似⑦。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向后看的惯性，使中国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进一步关注1949年以前的现代中国人的学术成就，特别是1930年代与1920年代的成就。一些美学上的重要人物过去的著作，例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宗白华的一些早期论文，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⑧。越过苏联模式寻求接受西方影响，在中国美学界变成了越过李泽厚和蔡仪来重读早期的朱光潜和宗白华。从另一方面看，1980年代的李泽厚的思想模式也在改变，在他的思想中，“康德＋修正后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渗透进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因素。一些20世纪初年至中期的西方美学术语经他改造以后，成了他的体系的一部分⑨。这种做法，与1930年代朱光潜糅合各种西方思想，形成一个有体系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在做法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李泽厚在体系化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