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理配置美学资源 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所意味的研究视界的深刻转换，首先在于对现有美学资源能给予合理的结构配置。就理论形态而言，知识论美学的结构目的是“名理相符”，使原理、规律充分显示知识个性；价值论美学的结构目的是“意义呈显”，使人的存在趋向于终极目标。这两者在本体论设定中无法统一，甚至是对立的。如西方美学就始终徘徊于客观名理与精神意志的冲突当中，不得不在“逻各斯”知识论框架内寻求一次又一次的“本体”超越。对西方美学而言，由于“逻各斯”偏于“名理”，无论把本体设定为客观理念，还是主观精神，都掩盖不了形而上的知识个性，因此20世纪以来，以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试图在本体设定中铸入“自明”、“澄明”“图式”、“显现”等意蕴，并使之由符合物质实体转向契合主体的存在意义，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本体设置的改变虽能消解意蕴指称方面的形上性质，却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结构的形上性质，所以在当代西方又出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特点是用边缘性的“延异”概念来颠覆形而上的知识体制。他无形中把价值论置于了知识论之上，部分解决了西方美学逻各斯遮蔽价值的弊病，但遗憾的是他仍然用对立的方式处理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为了边缘而消解中心，为了价值论而牺牲了知识论。这隐含着一种风险，就是在消解知识体制的时候把最有价值的美学创设也一并消解了。所以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在西方美学一直没有解决。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的情形似乎相对好些。这是因为中国美学的知识论被包容在价值论之中，从而整体性、主观性、圆融性成为中国美学显明的知识个性。但话也仅仅到此而已，并不表明中国美学中知识论与价值论是统一的。就总体而言，中国美学的知识论本体是从价值论趋向上定位的，但价值与知识并不是同一样东西，不能区别这一点便只能靠主观的推演和臆测来完善价值论的知识系统。于是，中国美学的本体设定大多因价值特性而变成另一种形上意义的知识系统。例如儒家美学设定其本体为“仁”，道家也设定玄妙难测之理为“道”。“仁”与“道”虽设定了，对它们的阐释却因总体性质而变得模糊起来。像儒家虽然以仁心为本，义理为性，人道伦常仿佛天圆地方一样有序“名理”，可这种“理”实际上是一种“意”，须仁者、君子由观而“悟”，才能归依终极的。道家亦然。这样，在知识结构与价值结构仿佛重合，实质上却是一种形上格局中，就隐含着深刻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对立。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对立造成审美体系不能很好地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和规律为美学的生成、发展服务，反而依从于抽象的价值趋向愈来愈飘渺玄虚。譬如，《周易》的“术数”推演本来得自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观察，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但因为“术数”用于祭祀卜测，依着价值之路走下去，到汉代就发展为谶讳迷信之术。中国美学这种以脱离审美现实而构建的形上知识论体系中，价值主体只能以人格超越显示其存在意义。人格的超越对自身而言是一种在场，对现实而言却有一种虚幻性，也就是说，人格的超越只在属于它的知识论美学构成中发挥自足的作用，一旦离开这个系统，就会发生偏敝。从中国审美发展史来看，“意蕴呈显”的施用过程发生颇多类似正理歪用、人格扭曲、冠冕堂皇、文过饰非之类与价值论相违的事情。这可说是不可避免的。为克服这种内在矛盾，中国人也曾采取“禅定”、“性体”、“心体”等知识论设定来求得客观、稳定、恒一的特性，毕竟由于依空而筑难成其观，所以直到近现代把西方美学知识论引进之前，总体情形无大改变。 一种美学的内在结构决定着美学的性质和命运。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把共时性内容和历时性内容融聚整合到新的理论的生成中，从而可以使当代美学对现有资源实现有效合理的配置。美学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根据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内在统一性尺度对以往美学之有益成份批判性地借鉴吸收；二是能够对其他的知识论与价值论构成根据当下美学的所需给予有效的转换，使之纳入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体系构架。 美学资源主要体现为传统审美知识的积累。在这种积累中，审美价值被强大的知识阐释系统所支撑，从多种侧面、角度得到阐述，也就是说，在以往不同的美学理论家的撰述中，美学体系的本体设定多半是不同的，有些即使存在着内在的连续统一性，也在其阐述的局部环节和某些侧面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因此，如果对以往美学能够实现一种融聚整合，那么当代美学就会更具充实、有力和应变张力的结构特征了。费希特认为，知识体系的综合是把外在的、无实在性的存在向内在自我的一种有效生成。这种生成要充分利用外在存在的对立特性促成自身内部结构的活力，否则所谓的融聚整合就成了机械的组合了。“正如特殊的对立物是包含在新建立的普遍命题里那样，使这些特殊对立命题统一起来的那个综合概念必定也是包含在普遍的相互规定的概念里的。”[1](P50) 由不同美学的特质到新美学体系的特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化，就好像把一种有生力的器官移植到另一机体，会更新生命一样，美学通过资源配置改造其自身的机制。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种对以往美学有益成份的吸收不可能是像用刀切割一样，从作古的先哲那里生硬剥夺而来，而是出于对先哲和学术的尊重，同时也是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尊重，依据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内在统一性原则进行整合的。为什么说这种尺度是对先哲以及学术、事业的尊重呢？这是因为统一性原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知识与价值相统一的态度，因此它对以往美学资源也同样持这种态度。在以这样一种态度借鉴时，我们发现以往美学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结构关系及其自身构成往往与我们的认识相佐，如价值论与知识论的对立；对本体从“有”或“无”的一端武断裁定；偏于经验的与偏于理性的；流于抽象、空洞的说教而与实际人生有脱离或厌弃倾向的等等……这不要紧，因为它们在未被新体系吸纳之前，还“没有实在性”[1](P54)，而当被吸纳时，它们彼此的对立性质是有益于新体系的实在性的，因此以批判借鉴态度对以往美学资源的吸收就表现为根据新的美学趋向、意愿重新配置。这无疑是我们最为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