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近30年了。这30年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来说是一个转折的时期，繁荣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针对着一系列美学问题产生了论争，形成了几个“美学热”的高潮。从这些美学论争和美学热潮之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美学研究的问题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与此前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问题域的比较之中看到，论争所涉及的问题已经由西方传统古典美学的形而上学的、一元化（确定的）、抽象思辨的问题转换为形而下的、多元化（不确定的）、生活世界的问题。所以，阎国忠先生在《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之中一语破的：新时期的这个过程就问题域而言就是“走出古典”。他在该书的自序之中指出：“当代美学——我们这里仅指80年代以来的美学——是美学走出古典，跨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认五六十年代那场著名争论的历史意义。因为很明显，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对美学古典概念全面的审视和批判，便不会有80年代美学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开拓。对于现代美学来讲，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都是序幕，不同的只是，80年代差不多已经开始跨进它的门槛了。”[1]3从“共同美”的讨论，到“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再到有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又到关于艺术本质的讨论，还有“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最后是20-21世纪之交的关于实践美学的争论，这一系列的争论确实是一个由西方传统古典美学的问题转向西方现代美学的问题的过程，它们反映了西方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问题域的影响和制约。换句话说，新时期30年以来中国当代美学问题域的转换，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个美学全球化的过程，或者说是西方美学的全球化推行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阎国忠先生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才跨入现代美学的门槛”的说法。我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它的标志就是1904年王国维将“美学”（美术）一词中经日本转译到中国，以后，鲁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人都在推行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化，不过，只是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国美学才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也就是西方美学化或者西方美学全球化，讨论着西方美学传统古典美学的问题，融入了西方美学的发展潮流之中，而又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构建之中走出古典，走向现代。经过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到20世纪70-80年代就全面转向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问题域，紧接着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也转入后现代主义的方面。因此可以说，新时期中国当代美学的问题域的转换，仅仅是美学的全球化或者西方美学化在中国当代美学的表现，而倒是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开始了中国当代美学问题域的本土化进程，也就是说，这时候所讨论的问题已经开始涉及了中国本土的现实的美学问题，即“泛审美化”问题——审美文化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倡导中国当代美学的问题域转换还要进一步，由全球化问题转向本土化问题，也就是说，要由研究西方人所关注的美学问题转化到中国人自己的美学问题。 一、形而上学问题转向形而下的问题 众所周知，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美学大讨论所集中探讨的问题是美的本质之类的形而上的问题，并且由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不同观点而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流派”：吕荧、高尔泰的“主观派”，蔡仪的“客观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李泽厚的“社会实践派”。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中青年学者坚决反对美学继续探讨诸如美的本质、美的本体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且有人明确提出：“美的本质（美是什么）问题是伪问题（假问题）”，“美没有本质”，“美无本体”等等。这样，新时期中国美学的问题域就产生了一个重大转换，由形而上学问题转向了形而下的问题。这种转换，无疑对于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而又无法定论的“美的本质”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了悬置，让人们转向一些可以证实或者证伪的形而下的问题，把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彻底说清楚，而对于无法说清楚的问题保持沉默，是有一定好处的。它使人们从牛角尖的问题域之中抽身出来，考虑一些比较具体、实证的形而下的问题，对于长期胶着、停滞不前的美学研究有了新的问题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不过，当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形而上学的问题又会从中冒出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焦点。因此，形而上学问题或者形而上的问题对于美学这样哲学性很强的边缘性人文学科来说，是不可回避的。 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者“形而上的问题”，按照分析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的说法就是“形而上学问题的解答是‘不可证实的’(unverifiable)，因而是无意义的，因此它们是‘不可解答的’(unanswerable)和‘不可问的’(unaskable)。‘不可解答的’、‘不可问的’问题是‘伪问题’。石里克所说的‘伪问题’与前面问题逻辑所说的错误问题和假问题有着明显的区别。”[2]33-34不过，很明显，石里克是想用一种“科学”的统一体来囊括一切问题，虽然他承认有一种形而上学问题，却从科学统一体的角度来悬置了形而上学问题。实际上，西方哲学史上还有一种肯定形而上学问题的潮流。这就是从狄尔泰以来对“人文科学”问题的特别关注。狄尔泰把“理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石和主要方法，他因此被誉为“人文科学的牛顿”、“人文科学哲学的康德”，他明确提出：“自然界需要解释说明，对人则必须去理解。”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是与人类及其实践密切相关的。“既然人文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实践的，那么它们的理论主张就不应该仅仅概括为‘是什么’，还应该包括‘应该是什么’。”[2]76那么，形而上学问题就应该是包含着最终追问的“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当然，狄尔泰，包括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等人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和区分绝对化了，但是，“理解和说明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科学哲学家们在深入讨论科学说明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一个说明是彻底的、最终的说明。每一个说明总是有一个预设前提为背景。而这个预设前提可以看做是无法避免的预设理解。每一个方法论方面的考虑都从一定的预设理解开始，无此预设理解原则上便不会有任何理解。”“英国科学哲学家R.哈雷认为，在任何科学实践中都存在哲学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选择一些概念用以思考世界，这就是要设计一种语言，接受一种描述和理解世界结构的系统。我们选择的任何一组概念，不管它们多么缺乏系统联系，总会涉及一些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和逻辑学的假定。如果我们选择使用事物概念，我们就已经卷入了一种形而上学，它假定个体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即个体经历某些微小变化而仍然存在，是它可以称之为事物的一个必要条件）。[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