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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Zimmer、Daniel F.Vukovich等学者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在两天的时间里，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思想对话。 1.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形态。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诸理论模式的深入研究，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模式的多样化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区别，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其基本问题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南京大学王杰教授的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布拉格学派、阿尔都塞学派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不同的。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对社会不合理性的抵抗模式，其基本问题是在经济技术欠发达的国家，可以发挥审美意识形态为社会变革服务的上层建筑力量。它强调表征和阐释底层人们的愿望和审美经验，审美合理性与政治正确性是密切相联的，跨越了自律性美学阶段呈现出“早熟的”征象，但在理论的系统化和学理化阐释方面，又表现出某种不成熟。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碧辉教授在论文中分析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与超功利主义美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征概括为一种新功利主义美学，分析了这种新功利主义美学的特点，肯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南京大学包忠文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它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美学。美国杜克大学刘康教授从美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不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否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它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教授在向大会提交的文章中提出了“理论的方言化”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传统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理论家们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用中国的语言习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本土化运用与阐释，它是理论的历史化。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个人愿不愿意承认的问题，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 2.如何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回顾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与发展的百年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又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必然要求。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应以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为根本性标志，《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它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回顾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为艺术论美学阶段，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服务对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为认识论美学阶段，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美学问题。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为实践论美学阶段，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研究美学问题。这个分期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也有学者对艺术论美学这一说法表示了质疑。杜克大学刘康教授把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第二阶段是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主要以毛泽东的哲学、美学著作为代表；第三阶段是50年代现代化方案的调整时期；第四阶段是60至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转型期；第五阶段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国外的各种思潮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施加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历程中是否超越了启蒙的问题，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和南京大学的董健教授进行了对话。刘纲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启蒙精神而且超越了启蒙，并找到了实现启蒙精神的道路，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要注意历史的二重性。董健教授认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超越启蒙，并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认真地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重新清理过去走过的弯路，提升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境界。 3.对《讲话》的评价问题。徐碧辉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和平成熟的时期，对《讲话》进行客观的反思并做出科学的评价是我们对待历史的职责。她认为《讲话》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篇美学论文，甚至也不是文艺学论文，而只能说是一篇关于文艺问题的政治论文。尽管它解决了文艺的社会目的和社会功能问题，是一篇优秀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学论文，但它具有很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如对文艺的历史分期不是按照文艺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划分，而是按照社会发展的阶段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文艺的本质规定表现出一种机械反映论的倾向；对艺术的评价过度强调政治标准等等，这些局限应当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正。王杰教授认为，《讲话》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要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文艺领域的领导权是十分重要的，领导权的实现不是通过技术进步导致的审美模式的变化来实现，而是通过艺术家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改造和进步来实现的。在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这种要求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从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来说，这种要求又明显地具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认为《讲话》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论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界和“拉普”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影响，存在着对文艺性质认识的表面化、简单化的缺点。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表示，对《讲话》的评价既不能夸大其意义又不能忽视其对中国文艺带来的消极性，应该将其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来评价。刘纲纪教授在发言中也指出要加强学术史的研究，要坚持历史的观点，每一种思想观点都是历史的产物，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评价和批判，给理论家们一个适当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