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4-0182-06 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一种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美学思想，也是一种以审美或艺术精神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人生观，其精神实质是追求一种摆脱了世俗价值观念、充满了个性生命情趣的生存状态。 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主要是人生美学，这些观点前辈学者多有论述①，此不敷论。作为专注人生的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十分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实现，重视高尚人格的养成和生命境界的提升，重视个体内心情与理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此相应，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以文学艺术为代表)偏重情志的抒发和意趣的表现，追求在想象创造的世界里生命的表达和实现，擅长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发现人性的美好和人生的真谛。虽然中国美学并不擅长对审美人生作形而上的长篇大论，但是，中国美学却始终围绕着人生这个根本展开，其核心问题不是美为何物，而是审美对人生有何意义，是人生如何实现艺术化、审美化，是人如何借助艺术和自然景观来达到生命的完满和精神的自由。 直到20世纪，虽然有各种外来思想的冲击，但是，人生艺术化思想仍然在不断创新中延续了下来，成为一种十分值得珍视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笔者曾在总结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时说：“真正构成现代美学的两大传统是政治功利主义或道德功利主义和审美功利主义：前者主张以审美和艺术作为政治斗争或道德说教的工具，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或道德目的；后者主张为人生的美学，或者是人生论美学，反对审美和艺术直接充当政治或道德的工具，而是要求审美和艺术内在地作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前者的直接思想源头在19世纪末的梁启超，而后者的开创者是20世纪初的王国维。”[1]人生艺术化思想正是审美功利主义在人生理想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审美人生论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延续。 可惜的是，这种充满了温暖的人文关怀的美学传统却在相当一个时期被我们中国自己的美学忽略了。翻开我们大学普遍使用的美学教材，我们不难发现，以美论、美感论(或审美经验论)和艺术论三大块及其变种构成的美学理论与我们自己的美学传统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用这种美学研究框架去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和审美文化也总是难以切近其精神实质。这种既脱离本土文化之根，又疏离本土人生经验的“美学”是难以为继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重新接通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血脉”。 事实上，中国现代美学在相当程度上倒是同古代美学血脉相通的。学术界在一段时期里，比较多地关注自王国维以来的现代美学如何引进和借鉴西方美学思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并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西方美学”，而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美学，从而创造了中国自己的现代美学。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他们在介绍、引用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总是试图把西方的思想同中国的传统相互阐释、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相互融合。人生艺术化思想就是这样的产物。只不过长期以来，这种值得珍视的创造性美学成果被不恰当的观念遮蔽了，或者说被不恰当的判断标准筛选掉了。 不少人认为，中国现代知识界存在着“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而且，“五四”以后救亡主题基本上压倒了启蒙主题。在这个方面，李泽厚的观点颇具代表性。①事实上，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心目中，这两大主题并不对立，而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启蒙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启蒙是救亡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先决条件，而启蒙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无外乎抵御外敌和国富民强。而且，除了启蒙和救亡，不少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在认真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翻开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族危难之时，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责任，他们在做着同样值得尊重的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工作或许是在上述两大主题之外，但是，却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在美学界，也出现了以二元对立模式建构中国现代美学史的倾向。不少学者把审美功利性和审美非功利性之间的冲突对立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主线”。应该承认，上述冲突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并不是主线。实际上，不少人的美学理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也有的是前后变化的。前者以朱光潜最典型。一般论者都认为朱光潜是主张超功利美学的，但是，他还是提出要用美和艺术来洗刷人心，最终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2]强调审美经验与道德有密切的关联，并质疑“为艺术而艺术”[3]；提倡以美育来培育高尚的人格和解放人的精神世界。[4]这就是说，朱光潜的美学有强调审美“直觉”、审美“距离”等鲜明的非功利倾向，但还是带有明确的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功利目的的。后者以梁启超为典型。他在变法失败之前，竭力主张以小说等文学艺术达到“新民”的政治目的，后来却热衷于创建艺术化的人生和推行“趣味教育”。如果说梁启超前期的美学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美学的话，他后期的美学就很难归于此类了。中国现代美学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现代美学的理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