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6—0013—05 中华审美文化和谐的根本精神，贯穿于中华审美文化各因素、各层次、各维度的种种具体关系之中，便形成为中华审美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分述于下： 一、儒、道、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类型和主要内涵，儒、道、佛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也是构成中华审美文化的基本元素和基本内容。儒、道、佛的审美文化既各有特色，相互区别，又有一种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和”精神，使这些差异、矛盾，相互补充，相互交融，相互推动，共生共荣。当然儒、道、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我们说儒家文化是中华审美文化的主流和骨干，是从哲学层次看，老庄道家以“道”为本体，这个“道”不是柏拉图、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而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宇宙原始的混沌状态。由这种混沌的“道”衍生出天地（日月）星云，自然万物，是一种“道”的本体论，实是自然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孔孟儒家对这种宇宙原始的“道”不感兴趣，孔、孟、荀的主要精力和目光似专注于人，专注于人类社会，孔子以“仁”释“礼”，把被神鬼统治下的人类从巫术文化中解放出来，推进了人类理性的觉醒。孟子提出人本性的“性善论”，使人进一步走出自然动物世界，向社会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又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荀子又进一步提出“性恶论”，认为“无伪而不善”，无伪而不美。“伪”即人为，“伪”即人文，“伪”才能使“性”充实，“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而荀子认为“性”是自然的，是与生俱来，是人的自然性、动物性，与兽性无异。荀子把“性”视为“恶”，视为丑，只有彻底抛弃自然性、动物性、兽性，人才能成真的人、善的人、美的人，荀子已把自然的人、感性的人，彻底推进到社会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并提出“人定胜天”的命题，把“人”彻底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解放出来，初步设定了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差异对立的关系。假若说儒家也有本体论的话，那么孔孟荀的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本体论，关于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是一种伦理政治哲学。而佛家特别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以“心”为本体，他们认为佛我一体，佛即我心。 从这三种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出发，儒、道、佛在解决天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物之间的三大基本关系中，便自然呈现出不同的色调。道家从道出发，从自然本体出发，强调“天人合一”，以“天”为主，人从自然走来，又崇尚自然，依靠自然，顺应自然，走向自然，回归于自然。庄子最高理想是“天乐”，是“以天合天”，是人合于天，人合于自然是个体生命与宇庙本体的结合。这有点近于在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生态主义，特别是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因此，妻子死了，庄子可以“鼓盆而歌”，不把它当作人生的悲哀，而是看作人复归于天然的自然归宿，是“以天合天”的一件乐事。 孔子讲“仁”，“仁”字由二人组成，“仁者，爱人”，孔子伦理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与人的和谐放在天时、地利之上，放在人与自然和谐之上。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把天时、地利、自然放在人的支配之下，人的地位不断在上升。到汉代董仲舒甚至把天地变化、自然灾害看作是人类社会主宰者不良的政治道德行为所造成的，并且预兆着人类社会、王朝政治的吉凶，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的重要内涵。其实在《中庸》中早就由人及天，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若从另一面看，就是说人若不中不和，那么天地就会异位，万物就不能生育，天灾人祸就是必然的了。从这个意义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不是完全自造的，而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这样看来，“天人合一”在儒家那里是以“仁”、以“人和”为根基的，“天人合一”，是合于人，“天人合一”以人为旨归，而不是老庄的人合于天，以天为旨归。而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和中，个人依归于社会，自我不能离开他人，个人不能离开群体。在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中，群体、阶层、社会是主导的，个人要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所以马克思说古代社会没有独立的个性，只有单个的个人，阶层、等级就是他的个性。佛家特别是禅家，从心理本体出发，把心与物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追求心、物绝对和谐的超然世界，把超脱外物世界的羁绊，获得心灵绝对平衡自由的涅槃境界，作为自己的主旨。在这里物归于心，以心理为依归，假若说佛家心与物和谐中包孕着“天人”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天、物是以心为本的。 从人生态度看，儒家积极入世，努力进取，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手段，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自命，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以兴国富民“兼济天下”创造“大同世界”为理想。而老庄道家却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自由“逍遥”，而超然世外。佛家则避世遁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尘中”。三者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在历史上也有较强烈的冲突，如历史上几次灭佛“运动”，就是突出的事例。但三者又以“和”的精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不少文人志士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信条中，不但有儒家的人生理想，而且含有超然世外、潇洒飘逸的佛道之风，甚至也可以遁迹佛门，与禅师为伍。诗仙李白一方面“明朝散发弄扁舟”，一方面又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诗佛王维一方面隐居终南山，一方面也曾“少年壮志当争云”；白居易写过干世的新乐府，也有大量的闲适诗。从历史发展看，儒、道、佛的关系愈到后来愈紧密，甚至在宋元之后，渐渐趋于三家合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