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和核心思想，辨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相互关系，是毛泽东在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同时，保持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关键，是我们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的基本点，也是我们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和本质的核心所在。那么，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在毛泽东哲学中的地位？毛泽东又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回答，直接涉及到对毛泽东哲学的性质的把握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双重文化性格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走向和深入发展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所谓“儒学化”问题 在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民族特色和特征的研究，认识到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他们往往夸大毛泽东哲学的民族特色，认为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民族特色恰好表明了毛泽东哲学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综合”。从这一理解前提出发，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结合。有的干脆就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非是一种“儒学化”，是“引儒入马”。他们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毛泽东哲学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范畴的表述和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相同，由此断定毛泽东哲学直接接受了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内涵，没有超越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一些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①，有的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的相似②，等等。如美国学者窦宗仪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大部分处于儒家哲学的范围之内”。其基本论据在于：一是，在矛盾问题上，“《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显然是儒学式的，尤其是带着新儒学《太极图说》的姿态”；二是，在认识论领域里，毛泽东是以“人定胜天”的儒学信念为基础，“制定了他的政治公式——通过武装力量以建立农村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以推进革命”。他还认为“通观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文献，没有再比他们在认识上坚持实践第一这一点更为接近完全相同的论述了”。③ 同样的意思，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也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代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④。他在其《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还专门写了一节题为“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成份和马克思主义成份”，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否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型，从而归根到底仍是西方化的一种媒介？或者相反，其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愈来愈中国化？也许毛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份构成的粗拙的东西。”⑤ 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窦宗仪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的改头换面的延续。如列文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作只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持的都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⑥ 而作为研究现代化的“新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罗兹曼则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加强了儒学遗产的种种因素……中国共产主义者攻击许多传统，但最终却依赖于集体主义、家族中心的、公社取向的、裙带关系的和个人化的极端联合。”⑦西方类似这样的评论很多。基于此，他们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看成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 第二，根据毛泽东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原话的引用不如中国传统典籍多，由此判定和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哲学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杰克·格雷在《中国·共产主义和孔夫子主义》一书中就这样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是儒家思想”，“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几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翻版。”而另一位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中认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虽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但究其根源，则属于中国传统哲学。他提出的根据之一，就是《毛泽东选集》所引用资料的统计，证明他读过的书以中国古籍为多，马列著作则很少。⑧ 事实上，类似以上观点，在国外学者中是相当普遍的，在国内一些人中亦存在模糊认识。 第三，因为毛泽东晚年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复归，由此断定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否定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有意识改造和批判。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及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作为解释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依据，他说：“中国成份和西方成份都在毛泽东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共同作用的结果”⑩ 在他看来：“毛思想中的这两种性质以及他本人对此的领悟都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但到5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一种方向发展，这种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氛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了对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11)。但施拉姆最终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等因素起主导作用，这些因素犹如一面棱镜，毛正是通过这面棱镜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最深层的动机仍然是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虽然他决心在尽可能短的时期里改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恢复他认为的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毛确实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12)。 以上，一方面表明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文化特质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深入分析毛泽东哲学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但其得出的结论不敢苟同，也值得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