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他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哲学。30多年来，世界和中国的变化非常惊人，为毛泽东本人所未曾料到，他如果无恙，真是会“当惊世界殊”的。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却已经不是中国当代哲学。同时也应当说：毛泽东哲学有着强烈的当代性，它正同马克思、列宁的哲学一起，鱼贯地走进当代。分析和把握这种当代性，对于在新世纪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哲学在当代语境中的解读 把毛泽东哲学放在当代语境中解读，这是讨论毛泽东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前提。这样地解读毛泽东哲学，就会把握它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肯定它的具有现实价值的学理，扬弃它的带着历史印记和局限性的观点，从而从内容方面显现出它的当代性。 （一）以当代视野观照毛泽东哲学的现实价值 其一，当代世界已不同于毛泽东生活其间的世界。这个世界处在进行式的剧变之中。以信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走向成型，它对于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性质日趋明显；以创新、调整为主要工程的经济社会关系变革持续展开，形成以资本社会化为不可阻挡之势的异制同向（按：无论实行何种社会经济制度，都在通过资本社会化之路走向未来）的进程；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开放世界正在矛盾中展开，它促进了全球经济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导致不同形式和范围的对抗；普世的人文价值逐渐为全人类所公认，但这些价值观念的历史印记和性质差别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文明冲突”仍然会长期存在。站在当代的人们，就以这样的剧变和由此造成的结果为其观察问题的基点。 用这样的当代视野考察毛泽东哲学，人们会历史地肯定他在国际斗争极其激烈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方面的强调，基于新的国际环境而扬弃地对待他当时提出的论点，同时，人们会更重视他把“科学实验”当作现代人类实践的一个基本形式和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对于各种制度间可以相互吸收借鉴的见解，对于国际矛盾在强调其对抗性的同时又讲同一性、协调性的论述，对于阶级斗争之下仍然肯定人的至贵价值和人性普遍性的存在和实现的观念，以及对于人类未来所抱的热情和预见。他甚至说了这样的“好像是怪话”的真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1]。 其二，当代中国已不同于毛泽东生活其间的中国。毛泽东虽把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当作行动目标，但毕竟没有建立社会转型的先进观念。他逝世后的32年，中国超出他的预料、甚至不顾他晚年的反对意见而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新天地。用这样的当代视野考察毛泽东的哲学，人们自然会批判地对待他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许多乌托邦式的预期，相应地批判他以自己意见为标准来发动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来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并由此而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过头判断。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作出历史主义的评价。当时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为了确立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之“人”的地位。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尖锐地批判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为了确立被奴役的工人的“人”的地位。正如安源工人大罢工高呼的口号那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是为了重新获得中华民族的“人”的尊严。应该说，当时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人学目标所作斗争的一个阶段，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统一的。毛泽东的问题在于在阶级斗争业已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搞“阶级斗争为纲”，这才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生矛盾。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人们也会珍视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就特别是哲学成就。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揭示矛盾诸方面的各以其对立面为中介的新面貌，和对立面之斗争以对立面之统一为落点的辩证法的新姿态；他鉴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需要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的事实，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的认识论。 其三，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践格局出发来判断毛泽东哲学，同时也就是从反映当代实践格局的哲学出发来观照毛泽东哲学。这也是“当代视野”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1978年以后，马克思的哲学在中国被重新解读，其间存在着争论。一些学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代表作，认为他的哲学就是人本主义哲学；另一些学者以原来教科书所解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揭示和阐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因而主张：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而顶多只是他的一种道德观或价值观。更多的学者包括作者本人则指出：规律论与人学目的论都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在规定，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以此为依据，所谓“当代视野”，在思想层面就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实践论中统一的视野。以此观照毛泽东哲学，当然会得出许多有意思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规律观就是把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为规律的内在因素来看待的规律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既包含尊重实践客观条件的真理论，又包含满足人的客观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论，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二）在当代背景上凸现毛泽东哲学的本质规定 毛泽东哲学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按：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其起点）到1956年这36年的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哲学；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到1976年这1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政权的实践中的毛泽东哲学。在当代的视野中，第一阶段的毛泽东哲学，就其特殊使命和理论重点说，已经是历史的东西了；第二阶段的毛泽东哲学，就其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为适合新情况的正确的东西说，则仍是现实的东西；而他在哲学上回归到革命与革命战争这一部分，亦即将历史的东西错误地看作是现实的东西，则只能落到他的哲学体系的某一侧面了。把两个阶段视作总体，从第一阶段的理论创新中确定其哲学方法论价值，从第二阶段的理论创造中确定其对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又把它们都组合到一个总体中，我们便可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总体特质和本质规定了。扼要地说： ——毛泽东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坚持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他把实践论首先当作世界观，而不使它被认识论所“囚禁”。他明确地指出：哲学的对象是人在其中生活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然事物是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用他的语言说：“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3] 他清楚地界定：社会实践是现实世界的基础。人类的活动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中国人民的活动则是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在他的眼里，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历史观是同一的。他在《实践论》中以及建国以后写的许多著作中，都重视实践形式的研究。他把人类的生产实践摆在基础地位，他又重视人类改造现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关系（上层建筑）的实践。这就使实践论越出认识论范围而成为历史观，人的认识活动是人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形式，哲学认识论只是哲学历史观的抽象表述。这一点在他的认识论新公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 中表达得十分明晰。国外有卓见的学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类认识历史和一般生活的来源和基础，……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