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已经成了当下中国政治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个概念之后，便很少再使用它，而是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提法，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的标准用语。而在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党内理论工作者那里，在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以后，曾一度比较频繁地被运用的这一概念，也逐渐消失了。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更是“亲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为什么呢？ 目前，理论界对此问题的解释大致上有三种：（一）“外部压力说”。认为毛泽东修改“中国化”为“具体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认为有民族主义嫌疑。中共认为进行修改是策略，是方法；苏联人则认为是立场，是战略。这是主流的观点，冯蕙、鲁振祥、赵明义、郭建宁① 等学者都持此类观点；（二）“主动变通说”。周连顺在其《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之原因探析》（以下简称《周文》）一文中认为，“外部压力说…‘说服力是不够的”，因为毛泽东一贯倡导独立自主，来自外部的客观压力虽然可以视为是毛泽东改变提法的主因，但毛泽东改变提法也有一些主动的考虑：其一是为了引起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视，在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注意避免轻视理论的倾向；其二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即为了防止那种过分抬高毛泽东思想情绪的蔓延②；（三）“提法不科学说”。易杰雄提出：科学无国界，“学无中西，用无内外”。正如平面几何、普通物理没有什么“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容易造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也会造成贬低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效果。因此，这一提法不科学，应当慎用。毛泽东弃用这一提法也证明了这一点③。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观点，已经有研究者撰文与之商榷④。 笔者认为，“外部压力说”有着详实的资料作为依据，对于解释建国前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修改是有很强说服力的。《周文》的新见虽然颇有可取之处，可作为“压力说”的补充，但其行文的某些论证逻辑并不严谨。此外，无论是理论界已有的探讨还是《周文》的新见，都还不够全面：其一、它们大都没有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修改“中国化”为“具体化”是在建国后编辑毛选之时，但毛泽东本人为何在延安时期，就很少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改用“相结合”的提法⑤？易杰雄在他的文章里对此倒有研究，但笔者并不能同意其观点；其二、它们大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语境及其变迁对于毛泽东改变提法的影响，视野有局限性⑥。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界同仁特别是文中涉及到的各位专家指正。 一、《周文》强调“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因此，不能够认为在延安时期能够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到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反而顶不住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而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这个论证并没有把握住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把独立自主原则抽象化了。 强调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因而就会顶住压力不会去改变提法，这个推论显然违背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原则，过于牵强。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精通政治斗争艺术的政治家，是一个掌握了灵活斗争策略的革命家。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内容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⑦ 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比如，还是在王明已经回国推行其错误主张并迷惑了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的时候，王稼祥回国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剥夺了王明“钦差大臣”的资格，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毛泽东战胜王明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做了一定的工作。能不能把毛泽东为巩固领导权而求诸于共产国际的支持看成是他违背了自己所强调的独立自主原则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王明的错误并没有展开批评。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要在组织上、党的决议上做出结论，必须在弄清思想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毛泽东在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那时采用调和态度是正确的⑧。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和策略总不能叫做不坚持独立自主吧？同时，《周文》所提及的论据也值得商榷。《周文》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而发动的，这个结论固然没错，但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整风运动发起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苏联这时期被法西斯德国的闪电攻势攻陷了大片国土，斯大林无暇顾及中国党内事务，同时两国处于结成牢固同盟互相支持友好合作时期，党及毛泽东本人所承受的来自苏联的压力骤减。而且，来自共产国际、苏联及斯大林的指示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压力”或者就是错的。例如，延安整风期间所发生的由康生负责的“社会部”主导的“逼供信”的审干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毛泽东也很快指示结束了审干运动。这也不能说毛泽东就没有坚持独立自主。而《周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话语“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一字未提”，固然可以体现毛泽东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但难道不是更说明毛泽东深谙政治斗争艺术、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的典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