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中文名为吴本立，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比较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其代表作有《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国政治》（合著）、《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主编）、《共产党国家的开放与外交政策改革》等。 沃马克对毛泽东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始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毛泽东主义① 的一种继承和创新。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在外国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认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主义的全盘否定，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②，他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毛泽东主义。沃马克就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相比而言虽然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个模式的核心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主义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在沃马克看来，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尽管造成了大破坏，但国家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当时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不同的，也与邓小平在1978年所面临的情形不同。他据此反驳了国外有些学者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模式③ 失败论。他建议说：“最好是把毛泽东主义看作是中国在确立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独立地位时维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战略。”④ 因为从1958年到1976年，中国确立了对苏联完全独立的地位，维持了一种增长率较高的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改善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这段时间之内，正是毛泽东主义模式指导中国度过了这一过渡时期。 沃马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并不是全新的，因为它显示出自己与毛泽东主义之间的许多连续性，并在其中找到了许多先例”。⑤ 在排除了毛泽东主义中严重错误的成分后——那些错误与毛泽东对革命的全部贡献相比是次要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们仍然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洪流中坚持毛泽东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凝结着上一辈领导人对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所做的努力，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的强调显示了改革家维持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决心，这也许可作为他们不能与毛泽东主义的道路分离的一个证据。”⑥ 现行的领导者们维持了与毛泽东主义的某种强烈的延续性，并从较早时期的先例中大量地汲取指导原则和合法性。 最强的连续性表现在政治领导的结构中。沃马克指出，后毛泽东时代有效决定国家政策总方向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党的上一代中幸存下来的资深精英的手中。这就保证了改革不会偏离毛泽东主义太远，毛泽东主义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其次，其连续性体现在中国政治制度对内部冲突和反对派的容忍问题上。邓小平的改革在很大意义上仍然是群众路线的制度表现，虽然不知道这一民主改革会走多远，但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中与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的因素。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仍继续强调中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这也是连续性的表现。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坚持中国必须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实际上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一个追求独特发展模式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形象。 沃马克对现行政策的先例情况做了这样的分析；由于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阶层在整体上仍然属于上一代中国主导精英的一部分，这就使新的改革政策和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有许多相似。这一点可从现行的许多政策都模仿三个较早时期的政策这一情况清楚看出。第一个是1971—1974年与美国重新接近，迅速扩大国际接触，以及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许多政策。这些政策为后毛泽东时代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大跃进后60年代初的调整，它实行了广泛的物质刺激，开展了作为现行农村责任制前身的包产到户的实验，并展开了一系列在1976年后又被重新提起的政治辩论。第三个是在50年代中期，当时强调现代化、制度主义、法治主义和扩大国际接触（包括大量的苏联援助和培养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与技术人员），所以目前的改革不是全新的东西，尽管它不同于文革中的毛泽东主义而包含了某些新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 沃马克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社会主义”体现了与毛泽东主义的种种联系，但是联系并不是等同，来源并不是内容本身。“中国特色”就显示了这种新制度与毛泽东时期的旧制度的不同与新意所在。 毛泽东逝世后，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者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其前任某些方面的举措，他们倒转了毛泽东晚年时期政治高于经济、理论重于实践的标准，让实践和经济取得了应有的地位；⑦ 他们使中国社会从“文革”极端的“左倾”和无序状态回到了政治稳定的局面，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⑧ 他们使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大部分外国观察家并不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的一些政策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说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中国特色多于社会主义”。⑨ 但是沃马克却表示，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其名称如何，这个制度将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后革命时代出现的道路的独立性。并且，这种体制的本质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