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的另类书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更多歧见。对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见仁见智，不足为怪。但是那种非实事求是的倾向，即主要从个人之间的恩怨荣辱、利害得失，还有施展权谋之类来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决策和实践活动的做法和观点，笔者不能苟同。 这里，笔者归纳了非议周恩来的几种说法进行辨析，以切磋于学界。 一、关于所谓“愚忠”的问题 所谓“愚忠”，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向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最后话别。如果讲“愚忠”——实乃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忠”，这是其“忠”的思想中首要的、基本的内涵。他之所以能始终不渝地“相忍为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折不扣地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于他坚守了这一点——对党、对人民“既忠且愚”，准确地说是“既忠且精”！它令人无限敬仰，也是“周恩来精神”之真谛所在。 在周恩来的“忠”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党的领袖有迷信，有守“君臣之道”的意味呢？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不会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而在短时期内消逝的。在党内产生迷信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这就提供了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对周恩来而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延安时期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不只是他一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在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包括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革”期间，周对毛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在党内产生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①若是客观地、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的“愚忠”，因为“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 还应当指出的是，对周恩来与毛泽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关系，既不能热衷于“君臣之道”的视角，也不能津津乐道于个人恩怨、权谋捭阖。主导党内人际关系和领导关系的绝非恩怨、权谋之类。若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毛与周，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两位领导人的本质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毕竟诞生在20世纪，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政党。它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既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的阳光沐浴，更具有宏大抱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且前仆后继和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献身。正因如此，这个党能够历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最后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过程中，尽管遭受过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但它仍然坚如磐石，没有分崩离析。在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之后，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怎么来解读这段历史呢？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奋斗宗旨，不讲革命精神……一言以蔽之，不讲共产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正确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发展历程的。 二、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作用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作用，也有一些错误评论。这里首先有个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十年浩劫使党和国家遭受巨大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遭殃受罪。这是就结果而言。同时也不能不全面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起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毛泽东来说，发动“文革”无疑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最根本的还是他认为要“反修防修”，这样才能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他要打倒的是那些被认为有可能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从而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和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的同时，还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进行的批评和揭露，为后来党顺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使我们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等等。“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所以1981年《历史决议》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历史证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