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世时，党和国家对于他的历史地位在事实上有所确认。但是，对于周恩来历史地位进行全面而明晰的确认，则是1976年他逝世以后。本文对1976年以来党和国家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确认进行回顾、梳理和分析，以缅怀这位历史伟人。 从周恩来逝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左”倾错误占支配地位阶段，确认周恩来的历史伟人地位，但对他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说明存在局限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以下简称“讣告”），使用了“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的悲痛”[1] 这样的语言；周恩来的悼词（以下简称“悼词”），也使用了这样的语言。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规格，而规格是同逝世者的历史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讣告和悼词都明确指出：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讣告和悼词都强调：周恩来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这就指明，周恩来不但在中国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国内来说，讣告和悼词都认为，周恩来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周恩来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从国际来说，讣告认为，周恩来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悼词进一步强调，周恩来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些都说明，周恩来不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伟人，而且是世界的一位伟人。 所有这些，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严格以事实为根据的。悼词全面回顾了周恩来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的光辉生涯，折射出他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品质。悼词将这些精神和品质概括为六点：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讣告和悼词，都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最后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关于悼词，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的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2]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逝世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左”倾错误还居于支配地位，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讣告和悼词不能不带有某些局限性。例如，讣告和悼词都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认为周恩来为了“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当然，这些局限性，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没有妨碍和影响讣告和悼词主要精神的正确性。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确认中的这种局限性，是在后来的实践发展中才逐步克服的。 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早在1975年，邓小平曾领导了全面整顿，对此周恩来给予了全力支持。但是，这场整顿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而被迫中断。对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由此出发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尽管如此，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讣告和悼词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确认。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也为后来更全面、更科学地确认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国家继续确认了周恩来的崇高历史地位。这在中央的会议上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开幕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悼念十届二中全会以来逝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致哀。同年8月，党的十一大开幕时，华国锋再次提议，为悼念毛泽东，为悼念周恩来、朱德，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全体起立，静默致哀。在提到姓名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位居第二，在毛泽东之后。 需要指出的是，十一大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了新时期。1978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在这个总任务中就包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所有这些，有利于消除讣告和悼词的局限性，或者在客观上是对这些局限性的一定程度的消除，这有利于更全面、更科学地评价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文化大革命”是相互矛盾的，水火不相容；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恰恰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热切追求的目标，他在生命最后十年中仍然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推动国家的建设付出巨大而持久的努力，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