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毛泽东在1920年到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不少书信的内容涉及党的重要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方法。不仅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理论素质以及各方面知识，都有重要意义。该书出版不久，一位著名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372封书信中最重要的一封是毛泽东1944年8月31日写给博古等人的那一封[1]237－239。它重要在哪里？作者没有说。在我看来，这封信的重要意义不外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第一次从生产力方面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他分析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脱离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社会活动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和革命斗争、群众运动联合起来。进而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业，而不是农业、手工业。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他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发展生产力，走工业化的道路；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能停留在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上，而是通过发展机器、发展工业，最后到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37－239 一年后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并且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2]322－323这些精辟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因为《新民主主义论》着重从生产关系方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结构，而对生产力方面的论述则有欠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启迪。 第二，这封信更重要的意义还表现在毛泽东在信后附加的一段话：“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237－239 这段附加的话只有70个字，但内容却十分深刻。毛泽东在这里鲜明地提出革命就是对个性的解放，是个性的张扬，而不是个性的压抑，同时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明确提出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样就从政治上、思想上把革命和个性解放联系起来，把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是1979年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重要理论的渊源。我们党十三大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把民主和富强、文明“三位一体”地并列为奋斗目标；2006年10月通过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总任务从“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建设的“四位一体”，政治方面的民主建设仍然是我们今后长期奋斗的目标。因此，毛泽东在1944年提出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个性解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在早期著作中就特别强调个性解放，如1917～1918年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的：“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3]152－152 而实现自我、发达个性乃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3]235－236 显然，毛泽东此时的思想还没有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那么近30年后给博古等人的这封信，对个性的认识，已经经历了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二） 一年后毛泽东对个性问题的认识又有了发展。由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党的队伍不断扩大，但另一方面党内思想也更为复杂，个性问题成为革命阵容中一个带有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所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的第三个大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中，第一个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2]336－341 问题。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当时，全国人民正在艰苦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把解放个性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联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而且这种解放是全面的，“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2]322－323 政治上，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之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经济制度上，要不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文化上，要促进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的发展。必须看到，在这里毛泽东是把个性和民主、党性和统一作为同一意义的词语使用的。他在1944年6月《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中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2]169 毛泽东这里指的显然不仅是对当时国民党而言的，而且也是包括共产党内部而言的，因为他说“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2]170。这就是我们党内的集中与民主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互相监督”的关系。毛泽东紧接着专门阐述了党内集中与民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他强调党内不同，因为党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要有统一的纪律，要有民主集中制。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党员要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愿意自我牺牲。所以党员除了个性外还要有党性。党员要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我们要生产，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要整风，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