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至为重要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对20世纪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都至为深刻。同时，他还表现出广泛的学术兴趣，与许多学者都有交往。毛泽东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曾被放大为那个时代的思潮，甚至掀起某种文化的巨浪。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与学人的交往，毛泽东针对某些与学术相关的问题的思考以及他所表述的一些见解，最直接地体现了当时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对此，很值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做梳理，并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 一 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经历八年抗日战争，再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这个过程巩固和强化了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主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向，他本人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正确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开始走下“神坛”，随之出现从历史和学术角度研究毛泽东的可能。当然，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是非功过曾有正式的政治评价。[1](P738－792) 但政治性的评价不能取代学术性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有特殊地位的毛泽东对其执政时期的中国学术文化① 的影响极大，确实也值得从学术的角度来深入研究。 今天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至毛泽东逝世时期（1949—1976年，可称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术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已经远离了当年那种习惯于从正确和错误的角度来褒贬学术观点的历史文化氛围。昨日敏感的话题，今天可以“闲坐而说”。② 这一点很重要，它是研究者“就事论事”的前提，也是研究者超越时代局限的基础条件。当然，从学术的角度看“毛泽东与学术”，研究者还要摆脱对毛泽东个人喜好与否的感情倾向，不从功德、是非的角度品评人物，而从认识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切入，透视具体问题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不品评毛泽东本人的是非功过，只讨论与主旨相关的事件之过程，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解读其中的人文意蕴。这里，我们只关注学术层面及其意义。 当然，讨论一个政治人物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就必然要涉及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关系。从今天的认识看，政治是一种活动，有治理和服务的功能，需对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政治行为要承担社会和历史的后果。学术则是相对理性的文化形式，目标是弄清事实和状态，也追问原因，其功能是描述、解释和预测，并不直接涉及价值评价和正误判断。因而，学术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文化功能上也不能相互取代。学术成果可以成为政治决策的理性支点，但学术上的证据和结论并不等于政治上可行或意识形态上正确。反过来看，政治家表达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一定比其他人的见解和观点更为深刻和优越。但在毛泽东主政的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融为一体的，且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特别值得从多种文化维度进行透视和反思。 二 在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直接体现为王者和学者之间的关系。传统儒者的最高理想是帝王师，但帝王却始终把儒者视为臣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思潮由“君主”转为“民主”，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政治领袖和学人的关系迥异于皇帝与儒者的关系。但此种关系究竟如何，并无设定模式，而是通过有个性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来塑造的。在这方面，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等都有其自处之道。作为中共第一代领袖的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也不断进行思考和实践。他对许多学术问题的兴趣，他与各类学者的交流，都展现了一个现代政治家的学养和风范，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采。 毛泽东从延安时期起一直是中共的领袖，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国家的领导人。这使他常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学术和学人。比如他一贯提倡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要改造思想。他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为政治服务，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今天我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论和实际、文艺和受众、教育和生产、教育和政治之间，都有复杂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是不断演变的，党和政府要不断修订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还要借助自发的市场机制去调整，而不是直接根据某位领导人的思想和号召去调整。但在1949年至1976年期间，毛泽东的上述思想确实影响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事业和价值取向，并曾主导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并不是纯粹学术性的思考，而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思考，因而是政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当然也不代表毛泽东处理个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固定模式。 毛泽东作为有学问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这种独特之处也在于他很少“就学术论学术”，而总是从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介入“学术”问题，这些问题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问题。比如，毛泽东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意见，就是强调“歌颂或反对”的态度，而不是说该电影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历史”[2](P166－167)。他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的意见，是支持“小人物”反对“学术权威”，并批评俞平伯的“唯心论”立场，却不针对其具体的学术观点。[3](P352－353) 再如毛泽东1957年4月曾和一批学者聚谈，着重谈形式逻辑，他欣赏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异于当时的主流，符合他一贯坚持独立思考的风格。[4] 至于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关于《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议论，也是讲这本书的政治要害问题，而不是其艺术特色、人物塑造等。在这里，毛泽东也是直承了鲁迅简要深刻的思路[5]，但由于他个人特殊的地位，更强化了这种表述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