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8)02-0042-06 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深邃的构想。他们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物质前提，并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在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分配原则、上层建筑各方面，构想出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基本原则。由于他们的结论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测出来的，尚未得到实践的检验，有些构想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空想性。他们更没有预测到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待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去补充和发展。1948年9月会议以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原理和东方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思想，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创新和贡献。建国后，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②，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超越发展战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充满曲折、坎坷。究其深层原因，与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理解偏差和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实行社会超阶段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观与毛泽东超阶段发展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 1.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原则的构想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参考系、为对立物进行设计的。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他们所描述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即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全社会的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即由联合起来的所有的个人即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提出了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的十项措施。他们还设想通过“集体所有制”的道路去实现农民土地私有制向国有化的过渡，但认为，合作社或合作工厂只“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他们强调在通过合作社形式改造农民以后，应把农民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③，即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第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将是按照全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由于在社会所有制下，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在同一个经济主体内部完成，社会就可以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社会管理机构根据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和劳动节约规律来调节社会生产，直接把物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领域。 第三，对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个人劳动不再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每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只需领一张“证书”，凭此证书从社会储蓄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这种平等的权力还是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消失，个人的全面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 第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货币将被消灭。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经济主体，所有的生产、分配、消费都在这个经济主体内部完成。无论是生产资料的流动，还是产品的流动，都不发生所有权的变更，因而不需要经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逐步消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还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到了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消失，国家作为暴力镇压工具的政治职能也逐渐消亡，从对人的统治机构变成对物的管理机构。 第六，三大差别逐步消失，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预测到，随着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关系的确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每个人共产主义觉悟、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将逐步被消灭，每个人从被迫奴隶般服从的社会分工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④。 2.毛泽东所构想的超阶段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 从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在当时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盲点，就是认为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兴奋点，就是要把广大农民变成一种彻底摆脱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新型农民。这两者的结合，促使毛泽东急于消灭城乡差别、寻找一个彻底解放农民、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在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上出现了某些超阶段乃至空想色彩的错误构想。这一空想色彩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文件上：1958年12月关于《张鲁传》的按语；1966年的“五·七”指示和1975年的理论问题指示。第一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对古代农民追求一种公平、完美社会理想的赞赏；第二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总体结构和目标模式的看法；第三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急于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采取两种方式来构建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式；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即不断通过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式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