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有没有创造伟业，更要着眼于他有没有以言行一致塑造出值得永世传扬的崇高精神。周恩来是一位既有辉煌业绩又具精神魅力的伟人。他在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战斗历程中，自觉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和中华民族重视修身养性的传统美德融为一体，形成了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周恩来精神。在这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精神宝库中，核心是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真诚服务、甘当公仆、求真务实、和合协力、廉洁自律等五种精神都是在各个侧面的必然反映，共同构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体系。这也就是周恩来能够成为全党楷模和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根本原因。继承周恩来的未竟事业，必须弘扬周恩来精神，二者不可分割，都是纪念伟人周恩来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强大思想武装，以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一、真诚服务：周恩来精神在 人生坐标方面的集中体现 人生为了什么？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考验。马克思主义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周恩来精神首先就反映在人生观方面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在1917年就明确认识到“人民国家之主人也”[1]241。因而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就自觉地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毕生奋斗，始终不渝。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过：“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2]241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肩负大国总理的重任，更是时刻牢记要“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并特地把毛泽东主席的这个亲笔题词制成屏风，放置在会见国内外宾客的西花厅前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周恩来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3]142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使“人民比较满意”[3]209。这里所说的，就是共产党处于全国执政地位以后，必须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所做的一切工作，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并且要在“最”字上下工夫。在他的心目中，服务对象应当是最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只考虑家属亲友和周围的一小部分人；服务目标应当是为人民谋最大利益，而不是只求细微的改善；服务程度应当是做最大的好事，而不是只做点滴好事；服务质量应当是最终由人民满意不满意来衡量，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来判断。说到底，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事事处处用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这是周恩来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同时，这实际上也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指针，即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中去。 怎样才能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周恩来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发展经济是人民福利的源泉。因此，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始终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尽心竭力抓好经济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除旧布新的工作任务千头万绪。然而，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不为种种现象所迷惑，而能统观全局，高瞻远瞩，认定只有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解决其他矛盾。1949年12月，他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公议的领导干部明确指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尤其“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3]4-5。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生产力，强调说明：“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3]144后来他又把经济建设的目标进一步扩展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强调只有实现“四化”，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即使在毛泽东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周恩来仍然强调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并且同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的无理指责和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锋相对地指出：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因此，他冒着被打倒的政治风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维护国民经济的运转，尽可能减少大动乱对工农业生产和广大人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 周恩来还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一样，吐出最后一根丝。”[4]495“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5]他在知道自己身患癌症已经无法治疗时，还多次嘱咐夫人邓颖超及秘书：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作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确如此，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和一身，完全贡献给了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事业，处处闪烁着一切为了人民的真诚服务精神！ 二、甘当公仆：周恩来精神在价值定位方面的准确选择 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经验时，曾明确指出要防止一切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6]12。周恩来既然把人生坐标确定为全心全意替广大人民谋利益，就很自觉地把甘当公仆作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处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岗位，但是位高而不傲慢，职显而不特殊，权重而不滥用，功大而不骄横，始终摆正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为人民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从不自命为高居群众之上的“救世主”和“父母官”，而是一心乐于当“人民的勤务员”[3] 392。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对身边工作人员阐明了新建立的政务院与历史上旧政府的本质区别，明确指出：“中南海是过去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老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7]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3]421尤其是要求党员干部“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3]427。由此可见，周恩来既然自觉地把甘当公仆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定位，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则是甘当公仆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