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2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提出毛泽东研究中的民粹主义问题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始终伴随着争论，甚至爆发过激烈的争论。这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也是一个比较奇特而令人关注的现象。那么，毛泽东究竟有没有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到底只是俄国独有的历史现象，还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问题？民粹主义有没有进步意义？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问题的由来及争论的过程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82年，他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的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 80迈斯纳的这一观点被西方其他一些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所认同，如施拉姆、莱文、沃马克、史华慈等等，他们中有的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着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7亿人口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此外，日本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倾向，“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2] 30-34。 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先生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毛泽东总怀念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总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3] 195-196朱学勤在《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毛泽东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毛泽东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过来’。”[4] 到20世纪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办公室胡绳先生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他认为“毛泽东曾染过民粹主义色彩”。比如说，毛泽东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5]。胡绳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把国内“民粹主义”研究推向了高潮。论战主要以支持胡绳先生一派和支持沙健孙先生反对胡绳的一派。三十多年来，论战的双方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胡绳的观点发表后，首先遭到了沙健孙先生的反驳，他先后发表《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中流》1999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中流》1999年第12期）等文章，反驳胡绳的观点。沙健孙与胡绳之间的争论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不少学者卷入了这场争论。其中对胡绳持批评态度的有黄如桐的《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中流》1999年第4期），范庥的《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丁冰的《评三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谬论》（《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金台生的《“民粹主义帽子”的由来》（《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2期）、章德峰、彭建莆的《再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兼与胡绳同志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吴敏的《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周宏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等。赞成胡绳观点的文章主要有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何秋耘的《清澈与幽深交融——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林蕴晖的《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林庭芳的《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对民粹主义问题争论的评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邱路的《请放下你的棍子——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百年潮》2000年第1期）、温璋平的《岂能如此曲解？》（《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张明军《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史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等。双方就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色彩及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争论。 纵观这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存在着些许不完美之处。鉴于此，笔者立足于中西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其优缺点，探讨研究“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一个新视角——“两种释读，三个阶段，三个意义”，即从解释国内外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两种释读方法出发，参照胡绳与列宁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辩证地、历史地、动态地重新解读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并阐释研究的历史意义、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二 “两种释读”——“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探源与新解 对于当今国内外关于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争论，我个人认为他们首先没有理解民粹主义是什么，他们都以个人所理解的含义来定位民粹主义，与本来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界定不一样，因而得不出对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合理的解释，最终没有再现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那么，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呢？很多国内外学者一般把民粹主义追溯到俄国社会，并将之泛化，运用于中国社会。不可否认，民粹主义在19世纪的俄国最典型，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导致俄国农民纷纷破产，遭受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双重压迫与剥削，一批农民的知识分子自命为“人民的精粹”，掀起了到民间去的拯救人民运动，他们把俄国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民粹主义”由此而来。所以，原意为“人民主义”或“农民主义”，是 19世纪60到70年代产生于俄国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俄国的民粹主义是俄国特定社会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不能简单地把俄国的民粹主义来诠释其它国家的社会现象。 概括地说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广义和狭义上的理解，狭义的民粹主义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深刻揭示，而不是一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一种学说；而广义的民粹主义应是指一个国度在其不发达时期或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农民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等）对现代化批判反思而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他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愿望。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被18、19世纪的英国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思想家和18世纪后期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出现的赫德、穆勒等人，还有20世纪东方各国如印度、日本和中国出现民粹主义的“沃土”所证明。 那么，相对于民粹主义的两种释读，对“毛泽东和民粹主义”的理解方式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理解方式是把俄国民粹主义作为典型，把毛泽东在某个具体阶段的言行与俄国民粹主义所具有的特征相类比，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而广义的理解方式，主要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来看，分阶段客观地考察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的倾向，虽然毛泽东在某个历史阶段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并且不自觉地犯过类似于民粹主义的错误，但是，客观上，毛泽东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