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的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著作。“两论”是以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继承和独创相结合的哲学观为基础而展开的。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感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他从一切具体科学中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这两门基础科学，又从中深入研究了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这两个根本观点，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主观主义的原则界限，特别是击中了教条主义理论失误的要害。毛泽东的“两论”的光辉思想，照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道路。 一、研究基础理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鲜明特点。 （一）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 素以高瞻远瞩而著称的毛泽东，首先思考和谋划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问题。早在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他就针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保守路线第一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p.116）。中国工农红军在战胜史无前例的艰难险阻，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革命转危为安、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紧迫问题甚多，有刚刚结束的反围剿武装斗争如何重新部署、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有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如何从政治上军事上把民族存亡的斗争提上日程，有根据形势变化如何调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有如何建设根据地、利用抗日战争的机遇逐步扩大解放区，为以后全面胜利奠定基础，有如何总结既往斗争经验、取得全党共识、提高全党的战斗力，等等。毛泽东在头绪纷繁、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从各项紧迫任务中抓住思想理论上的任务，从浩如烟海的理论问题中抓住基础理论的研究，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这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四十年后邓小平在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中，在实现工作转移的开端，象当年毛泽东一样，首先从思想路线着手，用很大精力来进行理论务虚，他在引导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强调，“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2]（p.179）这一观点不仅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范，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特色最好的阐发。 （二）研究哲学基础理论要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哲学，是一种更高更远离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不论它同物质存在条件之间的联系如何错综复杂，也不论这种联系如何被一些中间环节弄得模糊不清，但这种物质和意识的联系终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着的，只不过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有人避而不谈罢了。 作为深谙哲理、具有很高哲学素养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总是竭尽全力突破唯心主义哲学家散布的迷雾，提出既继承又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就是： ——旗帜鲜明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实践的密切联系，公然声明阶级性和实践性是这一哲学的两个显著特点，并且把这一哲学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般任务之下。毛泽东认为，“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3]（p.28） ——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3]（p.30） ——着眼于理论的运用，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4]（pp.263-264）还在抗战初期，他常以“工具不够”对有些研究领域“至今没有着手”，说“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5]（p.136） ——倡导哲学解放、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毛泽东一贯致力于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4]（p32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和意义上提出的。不论是从哲学本身的特点与内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来源于西欧看，中国化的要求都极为突出。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特别是以他高度的哲学素养和深厚的哲学积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他在《致李达》（1954年12月28日）的信中，“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5]（p.487）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关于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统一的观念，他郑重地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需要广泛的宣传，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他自己则更是身体力行，在他的哲学论著和有关的哲学讲话中，一贯注重把深奥的哲理通过生动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传说与故事表达出来，长期中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特有的风格与气派，真正实现了哲学的大众化，把哲学交给群众。他独创性地把哲学运用于党的建设和党的教育，把学风问题视为全党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视为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这就把端正学风与深入进行哲学教育结合起来，把哲学教育提到了端正思想方法与工作态度、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