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预算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屡查不止，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中国青年报》认为，打破预算神秘化才能走出屡审屡犯的尴尬。反思审计中发现的虚报、挤占和挪用财政资金等情况的一再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预算管理不够严格、规范；部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另一个因素是政府追查责任的措施没有及时跟进，重要的违法责任人没有被追究，对已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彻底。因此，要防止预算腐败行为，消除“屡审屡犯”的尴尬，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和改善对财政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打造“阳光预算”。 《南方都市报》指出，中央预算屡被侵犯是个政治问题。中央预算直接决定国家对经济、社会等事务的安排，所以中央机关一级呈现出的乱象丛生，尤其令人愤懑。说到底，在纳税人的心血被随意拨弄、大肆践踏的背后，隐含的不是钱财如何被恰当利用的经济问题，而是国家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上被亵渎、受侵害的政治问题。轻率且傲慢对待中央预算的情况是如此大面积存在，已造成中央预算的功能被一次次扭曲变形，国家的权威因为各种暗渡陈仓般的谋划，被挟持并服从于部门权益。 《新京报》呼吁，“预算改革”提速不容拖延。“预算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然而，改革推进的步伐却蹒跚缓慢，正因如此，造成了大量灰色资金的出现，行政成本居高难下，这样的现实迫使审计监督孤独地冲锋在最前线。预算制度要“硬”起来，让人大监督和公民监督强大起来。一些公权部门之所以能随意侵占、挪用公款，挥霍纳税人的血汗，说到底，还是预算制度的软弱造成的。这才是根本问题，抓紧了“预算”，才能扼住某些行政机关恣意妄为之手。 《人民日报》认为，要补上预算外资金“黑洞”。预算外资金规模巨大，又游离于财政预算之外，容易被随意支配和滥用，不仅助长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等歪风，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而且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剧了消费基金和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这几年的“审计风暴”对财政预算管理、公共投资以及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人大预算监督机制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大量财政支出尚未纳入人大审查监督的范围。数额巨大的预算外资金更是处于监管的“盲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预算外资金容易被挪用、滥用甚至私分。 每年的审计报告都会披露相关部委的违规问题和金额，但总有一些部门是报告的常客，并且相同的问题屡查屡犯。如何才能避免“只打雷，不下雨”的怪圈？ 《广州日报》强调，“审计风暴”应与“问责风暴”对接。类似的问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能说明一点，在违规违法的成本太低、监督力度过弱的现实状况下，审计风暴和官员问责制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每年被查处的多为小官员，而真正签字同意财政收支项目的高官，却毫发未损。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审计工作对事不对人的思维定式和习惯，检查处理以经济处罚为主，且多针对单位。多年的审计风暴虽具有一定的权威和震慑力，但监督思路、方式、手段、处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仍以财务检查为主，在处理上仍以调账、罚款为主。然而罚款其实只是财政资金“左右口袋”的关系，因此单纯罚款的手段难以发挥制约作用。 《新京报》认为，对违规违法行为要问责。在每年都审计每年都查处的压力之下，还有这么多部门顶风而上，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屡次挑战公众容忍的底线。人们期待，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必须问责，给公众一个彻底的交代。 《现代快报》说，审计风暴该刮向有签字权的人。在行政流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领导的签字，因为领导签字乃是启动权力行使程序的钥匙。如果他们不签字，这些钱绝无可能被违法违纪地使用。反过来，要追究责任，当然必然追究到这些享有签字权的人这里。要防止权力滥用，最为要紧的当然是约束这个享有最终签字权的人的权力。 但奇怪的是，在审计程序中，受到处理的只是些具体办事的处长、科长之类，最终签字的那个人却安然地在幕后，继续为违法违纪使用资金签字。 《大众日报》指出，审计之后的问责更重要。国家审计署被赋予了较大的权力对相关部门进行审计，但审计是手段，还不是目的，如果不能依据审计结果整肃财务制度，审计工作的实际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就是说，如果仅仅满足于点点名，那实际并不能改变什么。事实上，如果对照去年、前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违规单位的名单，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政府机构几乎年年都上榜，这样一个场景，是颇让人思考的。 管理学上有个“羊群效应”，说一群羊是一个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大家在一起盲目地左冲右撞；如果一头羊发现了一片肥沃的绿草地，并在那里吃到了新鲜的青草，后来的羊群就会一哄而上，争抢那里的青草，全然不顾旁边虎视眈眈的看管者，或者看不到其它地方还有更好的青草。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复制”现象，就是说，如果“带头的羊”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羊加入到违规的行列之中，违规行为就难以在根本上得到矫正。 （摘自《中国审计报》（京），2007.7.2.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