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戒“漏引”，缺失依据。此问题主要体现在定性法规的引用上。其表现：一是将违纪问题列出后，即直接引用处理、处罚依据的有关条款实施处理、处罚，未引用定性依据，未定“罪”即处“刑”。二是在部分《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应予改进的，作为被审计单位存在不足的一些情节轻、金额小的问题（《审计报告》作为审计机关对外出具的文书前，该类问题一般在《审计意见书》中反映），因不进行实质性处理、处罚，往往忽视其作为违规问题的性质，漏引定性依据。 此外，还有未引用处理依据及定性依据和处理依据均未引用，即提出审计处理意见的情况。 二戒“错引”，牵强附会。此问题在定性与处理环节均有较多的表现。在定性法规依据的错用上，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因对被审计主体定位的错误，导致错用定性依据。二是对问题的核心把握出现偏差，导致错引法规条文定性。三是对政策的变动未及时把握造成错用法规条文定性。四是对一些法规条文内容缺乏全面的掌握和正确的理解，断章取义，造成错引法规条文定性。错引处理依据的情况较明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引用已失效的法规进行处理。二是引用无罚则内容的法规条文实施处罚。 三戒引“大”弃“小”，欠缺精准。此问题主要表现在定性依据的引用上。个别审计干部认为，引用定性依据，层次越高、效力范围越大越好，因而忽视了法规依据选用的精准。如《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发票管理办法》等对支出单据应具备出具单位或人签章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用来对单据无出具单位或人签章这一问题定性，均具较强的针对性。而部分项目在对这一问题定性时，引用《会计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关于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单据应如何处理的条款定性，即欠缺精准。 四戒“混用”，无的放矢。作为定性依据的法规条文与用于处理、处罚的法规条文有不同的作用，也各有其不同的特征。部分审计人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注意区分定性依据与处理依据的差别，导致在工作中出现了用定性依据混作处理依据的问题。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四条作为对被审计单位漏税问题的处理依据，即属此类情况，导致无的放矢。 五戒繁简不当，缺失核心。在法规条文中，有些为取证阶段作计算基础的，如各项税法（或条例）中有关税目、税率的规定等。这部分条文的作用体现在审计取证阶段，其正确性已经被审计单位在核实证据时认可，因而在报告中对这方面的规定可仅从陈述事实的角度略提。而有的项目报告中反映，引用了较多的此类法规条文，占用了较多的报告篇幅，而核心的，应详细引用的法规依据反而漏引。 六戒匹配失调，衔接生硬。定性依据与处理依据要匹配，要协调，要形成一条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与事实密切相关的法规链。但有的项目资料中反映出定性依据与处理依据不匹配，互不衔接。如有的项目资料，定性引用的是财政收支方面的法规依据，而处理、处罚则引用针对财务收支违纪方面的法规条文，即属这种情况。 七戒生搬硬套，不看对象。从有的项目资料中反映，审计人员对看似相同的违纪事项，生硬地引用同一法规条文定性、处理。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地方税收征管审计时，查出税务部门混级混库截留上级预算资金，套用财政决算审计中，查出税务部门混级混库截留上级财政预算资金的定性依据——《预算法》第二十三条，即有生搬硬套之嫌。 八戒偏离主题，似是而非。每个违纪违规事项均有自己的核心，这即是该问题的主题。有的项目资料反映出，定性依据、处理依据与陈述事实的出发点不同，定性依据与处理依据即偏离了问题的主题。如从“将没收‘普九集资款’作为政府机关预算外收入”这一表述来看，主题显然属截留预算收入（罚没款），如引用有关罚没款收缴管理的规定定性，比较恰当。但该项目定性依据引用的是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的依据——《关于开展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检［2003］1072号）第三条第一款，即偏离了主题。 以上八方面问题中，有的不能截然分开，但只要我们在工作中常存“八戒”之心，坚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注意法律法规的日常积累，积极探求其引用的工作技巧，就一定能有效地提高财经审计法规引用上的精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