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标号：1005-605X（2007）05-0107-10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照我的理解，是指从近乎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思想定于一尊的，汨没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到开放的，与民主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多元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这个转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从晚清以来的一百余年中，有两个时期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清末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是民国成立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前者因急遽的政治变革与革命运动带动了社会文化的变动；后者则是直接的文化自身的觉醒。在前一个时期，胡适还只是一个读书的少年，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那个过程。在后一个时期，胡适是公认的那场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所以，胡适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位见证人，一位权威性的诠释者。他有关这一过程的思想、言论，对我们应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一、正确地提出问题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文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展开。当时讨论最多的是东西文明、东西文化之比较。如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等等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都是企图说明东西文明、东西文化差异与优劣的评论。例如他们指称，西洋是动的文明，东洋是静的文明；西洋人好竞争，东洋人喜安和①。有的甚至细加分别，认为东西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② 等等。这种外在的比较观察，有时固然也能道出某些真相，例如他们说，西洋人以个人为本位，东洋人以家族为本位③。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观察是表面的，肤浅的，其判断是倾向于主观的。基于这种表面的观察和主观的判断，在逻辑上很容易导出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些流于主观片面的看法：例如，以为东西文化各走极端，主张调和折中之；杜亚泉可为代表。又例如，认为东西文化绝异，不能走到一起，不能相互融通；梁漱溟可为代表。又例如，以为西方文化尽是优点，东方文化尽是劣点，于是倾向于以前者取代后者；陈独秀可为代表。 杜亚泉认为，自欧战后，西洋文明已暴露其缺点。于是，对西洋文明的信赖，不能不为之减弱。而东方文明之缺点，早为识者所共认。他说：“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他认为，人类文明之两大重心，一为经济，一为道德。在经济上，西洋人为满足欲望而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其发展生产的手段即是科学；东方人则以满足生活之需要而止。于道德上，西洋人崇力行，东方人尚理性。杜氏有鉴于此，主张“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④。基本上是取长补短的一种常识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基于东西方文化优劣点的比较，企图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使成为既胜过东方文化，又胜过西洋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这样的主张，自然谁也不能说它不对。问题是在于这种主观的良好愿望如何才能实现。折中论者之失于主观，就在于，他们把新文化的建设，看成是像厨师在厨房里调和五味，或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化合实验那样的简单操作。实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是要复杂千百倍的事情，它是整个民族都参与其中的事情。好心的折中论者们，任何人都不具备掌控这一复杂过程的能力。 梁漱溟集中表达其文化思想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是从表面的、主观的东西文化之比较而推阐出来的⑤。他从东西文化根本相异这一点出发，认为“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乃是“胡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⑥。梁氏遂将东西文化之不同，又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深化，概括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⑦。他把东方文化又区分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两支，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⑧。关于印度文化，我们暂且不论。我们主要看梁氏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何种见解，抱何种态度。梁氏不但认为中西文化调和是“完全不对的”，而且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走的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他说，中国人“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⑨。他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不是一个高了，一个低了；或一个走快了，一个走慢了，而是两家各走自家的路。梁氏特尊崇孔子，故又把中国人走的路说是“孔家的路”。梁氏承认西洋文化的诸多优点。但他认为，欧洲大战以后，世界正面临一次大的变化。西洋人原来所走的文化路线碰了壁，弄得西洋人的生活“不自然，机械，枯窘乏味”⑩。所以，西洋人的生活态度须要转变到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上来，即要从向外追求，变为向内自求调节。梁氏大胆地下结论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1）。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中国文化救世论。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态度亦比较地激进。他认为，自西洋文化输入我国，初知学术不如人，继知政治不如人，及今乃知伦理道德不如人。“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12）。彻底的觉悟，就是必须于学术、政治以及伦理道德，全面地学习西方。他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兼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3） 陈独秀在许多文章里，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要尽可能彻底地洗刷掉中国固有文化之一切不适于新时代的东西，代之以借鉴于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我曾指出，尽管陈独秀比较激进，也不能把他归结为所谓“全盘反传统”或“全盘西化”（14）。但我们应可承认，陈独秀的语言表述，确容易使人理解为，有以西洋文化将传统文化取而代之的倾向。在知识与训练方面均欠成熟的青年人中间，尤易造成此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