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组织结构的构成、缺陷与解体

——“左联”的组织传播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大伟,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张大伟(1977- ),男,甘肃定西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体制与传播学理论。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文化语境中,“左联”组织机构上的缺陷是导致“左联”解体的体制因素,但长期以来被人所忽视。“左联”成立,是中共中央宣传政策调整的产物。“左联”成立之初,在机构设置上力图实现“集体领导”,但在现实中却形成了两个领导核心:一是由组织保证的、直线式的领导机关;二是依靠片言只语对这个组织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威”。在两个领导核心之间,没有保障双方沟通的机制,而只是通过“联络人”进行有限的沟通。每个“联络人”事实上也是信息的“把关人”,在信息的传达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根据“听者”的不同或者根据“信息发出者”的意思对信息进行增加或者删减,而信息传达之后的一两句劝告和建议往往会起到比信息更重要的作用。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看来,“左联”的组织更接近“直线-参谋”的结构。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包含了两种结构形式,如果内部信息流通不畅,两者间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左联”的解体,正是没有避免这种组织结构缺陷的必然结果。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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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4-0103-08

      对“左联”组织系统的研究,缘于这样一个想法:“左联”内部纷争不断、矛盾不断,这些论争与矛盾虽然一方面与当事人的个性、品行、办事的作风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因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最终“蒙冤受屈”,心中对许多事自然是“耿耿于怀”。当时间淡化了“怨气”后,我们必须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难道一切的误会和矛盾都是由当事人的品行与作风造成的吗?在各种回忆录的叙述中,当事人仿佛都在党的指令下开展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当时的“错误”似乎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们本人。今天,当我们以一种“宽恕”的眼光去看七十年前的是是非非时,我们不禁要问:当年这些矛盾能够因为某一个人的出现和某一个人的不出现而避免吗?答案似乎并不像“品行论”者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组织系统结构的先天不足,往往会导致人事矛盾的产生和加剧。对“左联”组织系统本身的研究,很有可能使我们站在一个“圈外”的角度去审视以前一些暧昧不明的事情,有助于解答我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也能真正弄清楚“左联”领导人之间矛盾产生的组织结构根源。

      一、左联组织系统分析

      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左联在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中的确切位置:“文委”和“文总”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下级组织,“左联”则是“文委”、“文总”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之一。左联在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中的“位置”,决定了它必须和其他同盟(如“教联”、“社联”)共同担负起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使命,号召并组织青年反抗现实政权的重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革命文学的发起人毫不犹豫地宣称:“文学便是宣传。”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便是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左联”作家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要用文学去宣传,而且要让宣传起到预期的效果,即革命文学发起者所说的“组织生活”。其次,“左联”所处的位置说明,它并不是“文委”和“文总”所领导的唯一组织,与它并列的还有“教联”、“社联”、“妇联”等组织。事实上,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活动的大约六年时间里,各联盟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具体情况是,前期“左联”所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后期“社联”、“妇联”的作用明显增大,这种作用大小的变化,一方面使得“文总”、“文委”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另一方面,“文委”、“文总”的领导大多数时候是从作用较大的联盟中产生的。后期“左联”在“文总”的地位相比前期有了显著的下降,在“左联”解散的时候,鲁迅的意见没有被充分重视,不知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左联”后期,“左联”事实上只是“文委”的“普通一员”,不再具有任何的特殊性。如图:

      

      下面我们来详细谈谈各种组织的具体功能:

      (一)中共中央宣传部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党中央指出要加强对革命文学运动和文化科学团体的领导,1928年12月底在中国国产党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发起人包括郑振铎、叶圣陶等四五十人,鲁迅却未参加。协会成立后,基本没有开展实际活动便自行解散了。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并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鉴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部,其职权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它不只是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还应当是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中央宣传部由以下各科各委组成: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文化工作委员会[1](P273)。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是建党以来第一个党的文化领导机构,旨在“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遍及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1](P273)。会后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立三,将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宣部干事潘汉年任书记。鉴于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短命,“文委”开始考虑用另一种形式团结广大的革命文艺界,不久便开始酝酿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后,“左联”对敌斗争的成功范例,使得“文委”更积极地组织了“社联”、“剧联”等相关组织。

      (二)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

      在图1中,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主管文化工作的部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也是协调各文化组织的部门,那么这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到底如何?担任文委书记时间最长的阳翰笙曾说过,“文委”的成员同时也是“文总”的党团成员,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2](P66)。但胡乔木却并不这样认为[3]。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在“左联”、“社联”、“剧联”等联盟成立之前,“文委”已经存在,而“文总”则是在“左联”、“社联”等组织产生以后,“文委”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盟的工作而设置的一个机构。但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总”和“文委”所具有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指导各盟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斗争”。从机构的直接隶属来说,“文委”是中宣部的直接下设机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机构,而“文总”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带有明显的“统战性质”,只是由于人员的重叠,这种区别就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文委”和“文总”到底组织和领导哪些组织和团体,看法很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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