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媒介独立传播思想

作 者:
庄森 

作者简介:
庄森,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庄森(1968— ),男,广东湛江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潮、媒介管理理论、中国新闻传播史。

原文出处: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媒介独立是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胡适认为大众媒介必须独立于官方机构或党派,刊发具有独立思想的言论,成为公共领域,杜绝成为利益团体的喉舌。胡适还认为,媒介独立包括新闻传播者的身份独立,新闻传播者身份独立是保证媒介的思想自由,言论公正的前提。胡适特别强调新闻传播者身份虽然独立,但不能与政府为敌,言论必须“敬慎无所苟”,做政府的“诤友”。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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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4-0046-06

      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是媒介的独立。胡适所指的媒介独立不仅仅指媒介经济上的独立,更注重新闻传播者的身份和思想的独立。胡适强调突出媒介独立的目的是保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构建公共话语领域,代表社会的公正、良知。胡适还指出,媒介的独立必须建立在负责任的言论基础之上,媒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必须具有“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与传播方针,确保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和人民说话。

      一、媒介独立: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

      媒介独立是胡适传播思想的核心。胡适特别指出媒介的“独立”不是指党派与国家的政治独立,而是指大众媒介与官方机构或党派之间关系上的“独立”。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宣称:“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1] 胡适极为注重《独立评论》的这种独立精神,晚年向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者发表演讲时,还特别介绍《独立评论》的独立情况。胡适这样说:“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胡适强调《独立评论》“真是独立”,不仅不接受政府机关的任何资助,甚至排斥“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的广告。胡适认为,接受这些广告“等于贿赂”。《独立评论》警惕各种各样的“贿赂”,刻意保持独立性,“为人民说话”,所以“销路很广”。因为销路广,影响大,作者“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2] 603,又更加扩大《独立评论》的影响。胡适创办并经营《独立评论》的传播活动,树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大众媒介独立的标杆。胡适这样追求媒介独立,符合现代传播学的理念。现代传播学认为:“独立还被用来说明钱款来源;在英国广播界,这个术语委婉地指‘资本家’或‘商人’,而电视与广播的主要商业频道ITV(Independent Television)、ILR(Independent Local Radio)及其管理机构ITC(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Radio Authority)也都被冠以独立的名义——大概是指独立于国家所有。”[3] 136《独立评论》不仅“钱款”来源独立.而且也“独立于国家所有”,堪称世界新闻传播史上媒介独立的典范。

      胡适以媒介独立追求媒介自由的传播思想,源自于人类的共同思想宝藏,也与马克思的媒介自由的传播思想相吻合。马克思于184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说:“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4] 171他所强调的自由报刊之本质,《独立评论》都基本具备。

      胡适为保持《独立评论》的刚毅、理性及道德感,让广大知识分子有一个“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的阵地,付出了巨大心血。胡适曾在日记中这样说:“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5] 361日记是心灵的窗户。由这则日记,可见胡适追求媒介独立并不是为了与国家或某种权力机关或政治利益集团对抗,而是追求媒介保持刚毅,不向任何权势低头;保持媒介的理性,做有利于“国家的事”;追求媒介的道德本质,“使良心好过”。

      胡适的媒介独立思想不仅具有先锋性,而且具有世界性。媒介独立是现代媒介的共同理念和追求。任《泰晤士报》主编长达36年之久的英国著名报人约翰·德莱恩就强调说:“新闻事业应以独立的精神执行其任务,以社会利益为前提,不与政治人物勾结,更不可牺牲其永恒的利益,而向任何政权低头。”[6] 3这种媒介独立的思想,是西方媒介的共同理念和追求。

      胡适媒介独立的传播思想,既源于西方的传播理念,也源自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胡适的传播思想之所以追求媒介的“独立的精神”,是把这种“独立”看作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曾具体阐述大众媒介的独立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立足事实,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表达独立的思想,以培养、锻炼“敢独立做事的人”。胡适还特别强调“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7] 由此可以肯定,胡适之所以强调媒介独立,目的是为了保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胡适反复强调并提倡“一点‘独立精神’”,目的就为了“能独立思想”。

      胡适强调大众媒介必须完全独立,只深信事实,关注“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这种传播思想不仅是媒介的独立精神,而且是媒介自由的根本。马克思就认为,媒介自由就是表达普遍人的思想和感情。马克思在1842年12月底至1843年1月撰写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谈到媒介时这样强调说:“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4] 478马克思强调媒介自由的标志就是表达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引导市民冲破黑暗势力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胡适强调媒介独立,也是为了言论自由,为人民和国家说话,鼓励人民冲破黑暗和愚昧的禁锢。因此,完全可以肯定,胡适媒介独立的传播思想,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媒介自由理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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