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258；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8-0056-08 五权宪法，本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学说，后来发展成为与其三民主义并列的一个重要思想。自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逝世以后的80多年来，学界关于其五权宪法思想的研究论著，数量多如过江之鲫，质量则参差不齐；且这些研究多是关于五权宪法思想体系本身的“学理性”探讨，而较少着墨于该思想的演进过程之“历史性”探讨。① 笔者生晚不敏，拟在此前几篇拙作② 的基础上，参酌邹鲁先生《中国国民党史稿》的笔法[1]（p637～644），继续研讨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的演变过程。 一 孙中山早年和同盟会时期的“五权宪法”思想 关于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的提出，学界一般认为是“在1906年民主革命浪潮高涨的日子里提出的”[2]（p175）。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有思想来历的。孙中山自己就说过：“讲到他底来历，兄弟可以讲一句实在话，就是从我研究所得思想中来的。”[3]（p485） 关于五权宪法的“思想来历”，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间的演说中，曾经两次谈到：一是3月20日，在广东省教育会所做的《五权宪法》演讲中称“兄弟亡命各国的时候，尤注重研究各国宪法，研究所得，创出这个五权宪法”[3]（p495～498）③；二是6月下旬，在广东省教育会第五次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称“兄弟做学生时代，早已觉中国政府腐败，想出一种治国之法，思有以替代之。其法维何？即五权宪法是也”[4]（p559）④。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孙中山的后一种说法，即他在做学生时代已创出五权宪法的说法，仍然缺乏明显的事实依据。故学界一般以孙中山的前一种说法为据，即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流亡欧美各国时，便在研究世界各国的宪法、并与中国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独自创立了“五权宪法”的学说，作为其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创立了“五权宪法”的学说之后，1904年7月在纽约，用两周的时间，与中国留美学生王宠惠进行了讨论。毕业于美国的大学法科且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的王宠惠，对于孙中山的主张表示赞成；孙中山则嘱其再进大学，专门研究宪法。[3]（p489）[4]（p392） 1905年，孙中山再次来到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5]（p237）。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打出“五权宪法”的旗帜。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孙中山继续宣传他的主张。 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日本同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希望在中国实行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6]（p319～320）在此基础上，12月2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在三民主义之后，正式阐述了他的五权分立的主张，作为将来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他说五权宪法“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6]（p331）。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虽然公开提出了自己的五权宪法思想，但是在以反满民族革命为主题的当时，他的这个主张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有的宣传，致使“五权宪法”实际上仍然停留于他本人的“思想”状态。 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同盟会的章程中，虽然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为宗旨，但是却规定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具体机构，即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门⑤。这证明，中国同盟会并不是按照五权分立的原则而设立的。⑥ 就思想层面而言，关于当时同盟会的思想情况，孙中山后来指出过：“当初同盟会还只明白民族主义，拼命去做；至于民权、民生两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至于我主张的五权宪法，那时不懂的更多。”[4]（p392）而就是在那些已懂的人物中，孙中山多次拿王宠惠的思想转弯举例：这位最初赞成五权宪法的王氏，到了美国耶鲁大学专攻法律三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到英国、法国、德国考察其政治法律，最后对于“五权宪法”反而疑惑起来，不表赞成了。[4]（p392） 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2、3月间，孙中山在与刘成禺的谈话中，针对一些日本和欧美留学生对于他的五权宪法的质疑，进行了批驳，并指出：“吾不过增益中国数千来所能、欧美所不能者，为吾国独有之宪法……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吾甚耻之。”[6]（p444） 上述可见，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然而就思想渊源而言，这却是它的五权宪法思想的“原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