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8-0087-09 激进主义①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尤其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更容易受到它的困扰。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着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国家重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繁重任务。由于现代化发展资源的有限、国际环境的不利、绝大多数民众是充满乌托邦幻想的贫苦农民、传统文化又鼓励人们的平均主义诉求等因素的作用，中国的激进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显得十分突出，在改革开放前的100多年时间里呈现为一种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并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峰，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海内外学者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激进主义的表现进行了一定的研究。② 本文则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对激进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及其原因作一探讨。 一、现代性的挑战与激进主义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激进主义在中国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为面对西方的挑战，在关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使落后的传统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问题上，激进的革命取代改良，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走向现代化的手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与西方现代性挑战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任务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前现代国家，但是自16世纪以降，西方开始了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工业化的勃兴，开创了标志着人类历史大变迁的现代化浪潮；而中国却仍然坚持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官僚制统治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极大地抑制了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在政治上从东亚地区的核心陡然沦落为新世界体系里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也被纳入世界体系并处于“边缘”地位。如何摆脱日益加深的民族生存危机，成为中国人所不能不正视的巨大挑战。由于晚清的国家体制仍然是皇权至上的集权官僚制，因此在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方面表现为严重的不适应，不能像日本甚至俄国的政府那样肩负起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重任。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全新国家结构。这就是说，近代中国面临着解决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的双重任务。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人自下而上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首次大规模回应，是西方现代性冲击和传统农民战争习惯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带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反映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深深痕迹，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不过，从总体上看它没有脱离历代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斗争目标，没有超越历史上农民战争“等贵贱、均贫富”的经济要求，也没有超越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理想，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顺应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不可能提出解决民族危机和重建国家的可行方案，其最大的作用是极大地动摇了晚清政权，加速了其衰败化进程。衰朽的晚清政府在外部军事失败和内部政局不稳的双重压力下，在统治的最50年里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三次姗姗来迟的现代化努力，即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与同样是受到外部压力而同期进行的日本、俄国的现代化变革力度相比，清末的现代化努力可以说是最为保守、乏力和有限的，从而也就难以像日俄那样“能够将早期的‘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变成进行变革的积极的促进因素和国家的统一”③。由于改革的局限性、时机选择的不当以及政权自身合法性资源的不足，其各项改革举措非但无助于民族危机的解决和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而且还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晚清政权的灭亡。 在晚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现代化努力的同时，尤其是晚清政权在辛亥革命中轰然解体之后，中国人对怎样解决双重任务，特别是对用什么样的方式重建一个适应世界新局势的现代国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解决双重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主张进行渐进性的和平变革。如实业救国论者和教育救国论者就认为，要振兴中华，应先集中力量搞实业和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革命主张，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乃至民族和国家的灾难。如果孤立来看，改良主义的和平变革主张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所付成本最小的国家重建方式。假设中国当时有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体制或开明有为的政府，那么这或许不失为效果最优的改革方案。但是，晚清政府是一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且又极度颟顸专制的政权，辛亥革命后非常短命的袁世凯政权也好不了多少，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更是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取向的独裁政权。因此，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注定只能是理论上行得通而实践上办不到的幻想。 晚清政府和改良派在解决双重任务方面的无所作为，使得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民族危机和进行国家重建。革命者承袭了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中国农民革命传统，接受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认为自下而上“冲决罗网”的根本解决方式，才是使中国获得再生的出路。孙中山先生就是鉴于晚清政权在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建国家方面的极度无能，竭力主张通过激进的革命手段来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国家。但是，改革手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激进的革命手段解决双重危机就必然顺利。实际上，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过程中，革命者解决双重危机的努力曾不断受挫。这除了革命者内部矛盾重重和策略错误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现代化力量的过分微弱和国际环境的极为不利。就现代化力量来说，一方面，中国的现代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以及沿铁路的一些大中城市，局限于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少数新型知识分子和投身于实业、政界的少数新人，广大的内地与农村仍然为落后的传统势力所包围；另一方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各种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主观意图、利益取向、行动方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从而削弱了本就十分有限的现代化力量。再就国际环境而言，从近代开始因海路大通，中国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差不多每10年左右一次的频繁入侵，造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设进程经常被打断；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又渴望西方那样的成功，工业化、民主化和经济平等之类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本是逐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却成为同时追求的目标，从而增加了解决双重任务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