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当局的战时新闻政策与松井石根、朝香宫对新闻报道的具体措施 日本当局在对华扩张与侵略中，一直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后，日本政府迅速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与法西斯统治，要求举国一致投入侵华战争。在宣传体制上，则一方面加强宣传欺骗与舆论鼓动，煽动战争狂热，另一方面加强新闻管制，压制与扼杀不同意见。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数日，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麿首相召集日本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日本对华战争。1937年7月13日，近卫文麿首相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的代表，其中有《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等，进行“恳谈”，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① 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专门“指导”与监督日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与报道内容。 1937年7月13日，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向各厅长官及各府、知县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注意并加以取缔；所有有关在华日军的纪事、照片，除陆军省外一概不许发表。② 1937年7月3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新闻纸法第27条”，规定陆相、海相、外相有权禁止和限制有关军事、外交事项的发表。同日，陆军省公布了相应的“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③ 1937年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其中关于指导舆论的原则是“统一国家舆论，以收举国一致之实”。 1937年9月9日，日陆军省新闻报道班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可”刊登；“但如果是关于中国兵的惨虐行为的记事则无碍”。④ 1937年9月25日，日本政府将“陆军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以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进一步加强。 在日本当局的指挥下，日本各新闻传媒单位将侵华战争放到其采访报道工作的头一位：不仅采用战时编辑方针，开辟战争报道与战场特写的专栏，大量刊登有关的文章与图片，而且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组织与派遣大量记者、作家前往中国各战场采访。 侵华日军在华中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既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武力征服与屠杀威慑政策的指挥者，也是日本当局战时新闻传媒政策的执行者。他对战时的新闻传媒非常重视。早在1937年8月16日，即松井石根刚刚从日本天皇那儿接受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的第二天，正准备率军前往中国“举起铁锤逼迫支那当局反省”⑤ 之时，就在谋划军事的同时，也在谋划战时的新闻传媒工作。他于1937年8月23日率军到达上海，在此以后的数月期间，在军务倥偬之中，始终念念不忘战时新闻传媒工作，指示在其司令部辖下，组建了“特务部”、“宣传部”、“报道部”等直属机构，负责战场的宣传与新闻报道的发布、审查等工作；同时，他多次亲自出马，接见日本新闻记者，给予指导与训诫。1937年10月9日，松井石根与十几名日本报社记者谈话。他在其阵中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今天下午，邀请了十几名日本报社的记者来到军司令部，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各个报社通讯员都能够很好的领会我的意思，他们在散会前都表示要以对付紧急事态的态度努力做好其通讯报道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支援我军的工作。另外，今天上海各报社以及同盟、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代表都来到我处，代表其全体报社记者向我全军将士呈交感谢信，并一同合影留念。”⑥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亲王中将也亲自出马，于1937年12月20日晚，在南京召见其参谋长饭沼守，对新闻报道作出指示说：“要在报纸上大肆报道建立战功的部队和个人等。”⑦ 松井石根、朝香宫力图通过日本记者的笔与照像机，控制舆论，鼓舞士气，威慑与欺骗中外民众，为日本的战时政策与战略目标服务。 二、随军来到南京的日本记者、作家群体及其活动 遵照日本当局的指示，在日军进攻南京战役发起前，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包括各大、小报社与各重要杂志社，组织、派遣大量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这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是日本所谓“笔部队”的前身。曾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证实：“从日军攻克南京的12月13日至翌年1月4日，在此期间，紧随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各报社特派记者、摄影记者及新闻片摄影师等，约有120人。”“此外，大宅壮一、木村毅和西条八十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来到南京。大宅以《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团团长的身份，带领该社30余名特派记者和摄影记者，占据了（南京）市内的旧分社。像各部队都想先冲进南京城一样，在狭小的南京城内他们也在争抢特快消息。”⑧ 其实，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先后组织、派遣到南京前线的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的人数，远不止120名。据有关资料，当时参与南京战事报道的日本主要新闻传媒单位，有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同盟社，有日本当时的三大报纸，即《东京朝日新闻》（日本影响最大的报纸，当时惟一能每月出一册装订本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读卖新闻》，以及《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多家报社；杂志社有《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主妇之友》、《日本评论》、《改造》等。仅《东京朝日新闻》社派往战地的各种人员就有80多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有70多人。⑨ 其中著名的记者有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记者新井正义、前田雄二、深泽干藏，《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中村正吾、足立和雄、守山义雄，日本《读卖新闻》特派记者浮岛、小俣行男，《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浅海一男、铃木二郎、五岛广作、金子义男及摄影师佐藤振寿，《东京日日新闻》原南京分社社长志村冬雄，《大阪每日新闻》京都分社记者光本等。而作为日本报社、杂志社的特派作家、诗人，来到南京采访、写作与报道的，有大宅壮一、木村毅、西条八十、杉山平助、石川达三、秦贤助等。1937年12月20日前后，日本几位“久负盛名的作家”来到南京进行采访，其中有著名的军国主义女作家林芙美子。她被当时的日本媒体称为日本陆军班的“头号功臣”。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佐藤振寿说：“林芙美子女士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林芙美子女士平易近人，身姿妖艳，让多日没见过日本女人的我们感觉她美得耀眼。……林芙美子女士由南京回国后，根据自己跟随军队的印象写了一篇名为《黄鹤》的文章，收录在单行本《冰河》中。”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