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苏关系由于史料限制与观点束缚，许多重要事件之真相至今隐而不彰。即以1924年5月31日签署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以下简称《中俄协议》）而论，国人多认为苏联自愿放弃所有在华特权，并支持中国反帝废约。此认知与事实相去甚远，《中俄协议》条文看似平等①，然而各主要条文均有“在会议中”四字之但书，其本质只是将来会议时解决悬案的大纲。双方应在一个月内举行会议，依大纲商订详细办法，具体解决一切悬案。中俄旧约也未立即废止，苏联只承诺将“在会议中”议定新约取代旧约。② 因此，中俄会议（又称“中俄细目会议”或“中俄正式会议”）实为《中俄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多年来此次中俄会议一直未被重视，学界没有对之做过深入研究，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有过这个会议。 中俄会议十分关键，必须弄清其始末，才能较全面理解与评价《中俄协议》。就中苏关系而言，加拉罕（Lev M.Karakhan）在中俄会议前后，对北京政府内政外交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与鲍罗廷（Mikhail M.Borodin）对广州政府之影响相比肩。同时，中俄会议也是理解北洋“修约外交”的重要案例，北京外交部利用华会列强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使“修约外交”在此期间有突破性发展。加之中俄会议与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同时进行，可提供考察华会列强与苏联对华外交竞争的另一面相。从这些角度看，中俄会议实有进行严谨学术研究之必要性。 到目前为止，相关中文著作，对中俄会议多一笔带过，较详细者为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一书，对此有9页的论述。③ 英文著作中，论述最详的系Robert T.Pollard,China' 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一书，其中有11页专论中俄会议④，但未使用中方档案，主要反映西方观点。苏联对华外交档案尚未完全解密，俄罗斯学者相关著作中，对此会议的论述多语焉不详，只强调苏联对华善意，并谴责北京政府对苏之敌意，是会议无果而终的主因。比较详细论述的应属彼斯科娃《1924—1929年的苏中外交关系》一文。⑤ 有关此会议的中方档案，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档案”中，数量相当大，但过去未被充分利用。本文主要依据这个第一手史料，及与此次会议密切相关的《奉系军阀密信选辑》⑥，另辅以英国FO档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丛书及当时报章杂志，试图重构中俄会议的历程，并从各个角度考察其意义。 中俄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全面修约的尝试，希望苏联能依据协议大纲，订定平等互惠的新约，解决各项悬案。然而中俄间诸多悬案十分复杂，皆可另作个案研究，稍一深入探索，辄陷入浩瀚史料，不能自拔。加之各悬案往往牵涉其他国家，枝节蔓生。而在中国内部也牵涉各方力量，如奉天、新疆、广州与张家口等地方当局，都与苏联订有局部协议。总而言之，中苏关系千头万绪，笔者基于对北洋外交研究之所需，只能集中于与会议相关的主要脉络，希望能厘清基本史实。其余诸多相关问题，尚待真正中苏关系专家深入探讨。 一、《中俄协议》签署后北京政府催开会议 1924年5月31日《中俄协议》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议》签署，苏方恢复邦交及取得中东铁路的目的达成，而中方希望的取消条约特权及解决各悬案之目标，仅订出解决原则，依协议第二条规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列各条之规定，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予以施行。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过自前项会议开始之日起六个月。” 当时国人多以为《中俄协议》签署后，苏联就已放弃所有在华条约特权。舆论界则稍有注意及中俄会议者，如1924年6月2日《申报》云：“中俄协议既签，邦交已复，舆论谓大纲上文字之争，政府已尽其职，但关于事实的趋势，将何以实践此争得之权利，则正式会议，千头万绪，政府与人民所当努力者也。”也有对会议表示疑虑者，如孟心史云：“在俄则以恢复邦交为所欲已遂，一切
輵，承我万恶之军阀放弃在先，延宕一日，即保留一日之非分利益，滋长一日之意外变化，故速定正约，为我之所有事，而彼之所不必需。”又有云：“中俄协议大纲之签字，正中俄交涉之开始……今日之对俄交涉，仅仅签字于协议大纲，将来有待于国人之协力进行者正多，假使仍如前之因循悠忽，或视为大功已成，而不复措意，则其结果直俄国片面之利耳，于我有何利焉。”⑦ 协议签字后，外交总长顾维钧积极筹备举行会议手续。6月12日顾氏在国务会议上，报告对俄正式会议应在一个月内召开，提议在外交部设一中俄会议办事处，专司其事。⑧ 20日大总统指令同意。⑨ 顾氏派刘镜人担任该处秘书长，下设总务、会务两股，由朱鹤翔、赵泉为股长，另聘专门委员、顾问、谘议等多人⑩，又函请各机关将有关中俄交涉之案卷及各种事实材料，捡齐送外交部，以便汇案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