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与容共虽是孙中山在1920年代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将大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而国民党内部也因此纠纷不断，呈现出派系分裂的局面。 联俄的初期，孙中山、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围绕国共合作问题，特别是在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最终，由共产国际推出的国共合作却是由苏俄与孙中山支配，中共则成为双方交易的“筹码”，处在被忽略和被支配的弱势地位。这样，国共发生冲突时，被国民党“容纳的共产分子”多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正面交锋的双方主要是在对“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国民党元老与孙中山、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容共初期，国民党内的反对“容共”案多被孙中山以个人的威信抚平，而鲍罗廷又得宠于孙中山，所以他在国民党内“加强孙中山的左派立场，分化右派”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但在孙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为了将汪精卫扶持为孙的合法继承人，确保“联俄容共”政策的继续，鲍则制定了“加速国民党分裂，彻底清除右派的”活动计划。于是，鲍罗廷与右派中央委员之间展开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在1925年的三次大分化。如果说冯自由在北京成立的国民党俱乐部是国民党右派分裂中央的第一步，那么廖案发生后，许崇智、胡汉民的被迫离粤，林森、邹鲁的被派北上则是鲍罗廷彻底肃清右派分子的一大胜利；而西山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以“联俄容共”政策的制定者——孙中山及苏俄各自利益的取舍为着眼点，试图对联俄与容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一再探讨。 一、“联俄容共”的落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正式形成，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正式确立。联俄容共由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四大组织构成，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与苏俄在华“东方路线”实施者的中共尽管在联盟形成中一再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又完全依附于苏俄①。这样一来，联俄容共事实上交由孙中山与苏俄两方主宰。从孙中山“容共”与苏俄“联孙”的起始过程来看，联俄容共确为孙中山与苏俄一种利益的结合，是不同目的的追求和暂时对付敌人的结合②。 1、“联俄”的开始 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自始认为外交是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他需要款项来支援革命，同时也希望外国能承认他所成立的反对满清王朝以及北京政府的政权。但从总体说，一直到苏俄的援助到来之时，孙所进行的谋取外国援助的努力事实是不成功的。 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致电列宁对其革命成功表示贺忱，标志着孙开始主动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苏俄联络。而在孙对西方国家彻底绝望时，苏俄外交大使加拉罕于1919年7月、1920年9月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提议放弃沙俄从满清政府取得的各项在华利权。这一举动更引起了孙对俄国的注意，由此拉开了“联俄容共”的序幕。1921年11月7日，列宁对契切林的指示则是苏俄正式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的信号③。次年4月，苏俄委派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成员达林（A.S.Dalin），作为北京外交使团与孙中山联络的全权代表（即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络代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他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革命有许多地方需借镜苏俄，苏俄之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更其共产主义，其实已无可惧之处，并发表了声明：“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接近的政策……”这一声明成为孙中山意欲联俄的起点④。接着，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孙中山正式联俄。 从1919年孙中山开始注意苏俄至1923年联俄方针的正式确立，经过四年左右的磋商与考验，直到双方都看出合作对本身所能带来的重大利益时，联合协议才最终达成。而这一联盟关系的确立又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容共”建议有着极大的关联。 2、“容共”的开始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推出的“容共”政策即是“斯内夫利特战略”⑤。目前的研究基本认定李大钊、陈独秀等加入国民党为容共之开始。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计划被共产国际采纳后，次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便发表宣言主张国共同盟。同年8月，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与张继、孙中山等再度进行党内合作的讨论时，孙很爽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9月初，经张继的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为容共之开始。接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党内合作的决议，要求中共党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合作的局面真正形成。 很明显，共产国际的“容共”既不是简单的“容纳共产分子”的举措，也不是中共所谓三大政策中的“联共”状态，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动态发展过程。孙中山生前也并未对国共关系做过任何具体的定性，在他的文字中也未出现过“容共”一词，“容共、联共”一说都是后人对其当时思想的概括⑥。所以，孙个人容纳“共产分子”的举措只能算是国民党“容共”的一个起点；“容共”的开始并非早于“联俄”半年⑦，最后的形成同样是晚于“联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