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与准备: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与原因

作 者:
郑谦 

作者简介:
郑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员。北京 100080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49年至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处于两次飞跃之间,未能完成第二次飞跃的历史使命。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次飞跃的延伸与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其中的原因,应更多地考虑到当代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延误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29年的探索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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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4-0003-010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重要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① 那么,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特点,应当如何概括呢?已有论者指出,这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的时期②。这是一个经得住推敲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重点、对象和针对性。考察这一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特点,是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前提。根据1949年至1978年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决定的模式选择及实践,可以把2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1949年至1952年)。建国头3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全面实施《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在经济上,从当时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并存、多种分配形式和积累形式并存。与此同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纲领,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处于基本适应的状态。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以胜利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基础,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充分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必需的条件。它的鲜明特色,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国家并不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实行混合经济,允许市场与计划、国营、合作社和私人经济、个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并存、共同繁荣。从这些方面来看,它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1921年后有关过渡时期的理论③,以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十分接近。就其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看,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国三年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人们在惊叹这一成就时,也应十分注意这一成就得以取得的指导方针和制度设计。“在共同纲领初制订时,人们曾经怀疑我们是否真要实行共同纲领,但三年来我们真正实行了共同纲领,因此共同纲领在人民中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④。

      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虽然只有短短3年,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彩篇章。它大大丰富了落后国家通过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创造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典范。

      第二阶段: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53年至1956年)。从1953年起,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为实现超越战略,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经济建设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社会改造方面,选择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⑤

      从模式选择的角度看,如果说前三年接近列宁新经济政策模式的话,那么1953年后则是以斯大林模式为基本依据和标准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过的“主要学习外国经验”⑥,与苏联模式“基本一致,枝叶不同”。在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⑦ 在政治上和社会改造方面,它强调的是按照苏联模式,消灭资本主义和农民、手工业中的个体生产,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限制商品经济作用的范围和深度。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⑧,即要使私有制“逐步变为不合法”⑨,“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绝种”(10),如此等等。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11)。所以,“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12)。反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实际上是斯大林所发挥的列宁在1920年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列宁晚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3)。这是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当时国际共运中流行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通常做法。就中国来说,其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苏联模式中国化(而当时苏联模式已成为改革对象),也可以说是一种以斯大林模式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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