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1943年中至1945年，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分别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十批判书》尤为学界所重，国内学术界多有评论，但是意见尚有分歧。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在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海外个别学者对该书的资料和观点的来源及作者的学术道德提出了异议和质疑。① 本文认为，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评估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课题，应当继续讨论，但是评价的方法值得再作考虑。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当时的特殊时势有密切关系，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② 既然如此，我们研究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包括与此关系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只有这样，《十批判书》的丰富内涵才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揭示。 但是，以往对于《十批判书》产生过程的研究是不够的，有关其学术价值的判断有脱离该书撰写时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倾向，某些结论也不免简单，甚至错误。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厘清该书的撰著动机，讨论作者的论学主旨，进而再评价《十批判书》的价值。不当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 新史学的研究风气 郭沫若撰写《十批判书》的具体环境和动机是首先需要明了的。很多研究者在考察《十批判书》的思想意义时，都肯定该书是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③ 也有研究者从史学史角度考察，认为该书是作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学术关怀的延续。④ 这些研究都有各自的学术视角，但是在具体的判断方面尚有一些疏漏。 《十批判书》的产生，固然与当时大后方重庆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有密切关系，因而有着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客观意义。但是作者的具体撰著动机，尚有更丰富的内容，不仅仅是批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关于该书的写作意图，郭沫若本人曾有比较明确的交代。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几次说：“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风气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兴趣，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有鸿篇巨制出现。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对于我不用说又是一番鼓励。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而我们的见解或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我不否认我也是受了刺激。我的近两三年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的。”（本段文字和下段文字的黑体为笔者所加——引者）“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和大家的看法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说陈腐了的一句老话，人生如登山。今天这句话对于我却有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经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而比较轻快的是我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⑤ 在《后记》中，郭沫若还说：“史剧没有写成功，想和古代研究告别也没有办到，这原因我在这儿可以不必缕述。但在这儿却须要提到的，不仅和古代研究告别没有成功，而研究的必要反更被促进了。主要的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有好几部新史学阵营里面的关于古史的著作出现，而见解却和我的不尽相同，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旧照旧主张，而对于我的意见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这使我有些不平。尤其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这立刻刺激了我，要受他们的攻击，那是很平常的事；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遭受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因此，我感觉着须得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便更受了鼓舞。”⑥ 此处引文的意义是明确而又含糊的。明确之处在于郭沫若明言《十批判书》写作动机源于他眼中的具体思想环境和学术风气，就是抗战后期新史学阵营的历史研究“风气”，以及以新史学的立场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的成果，对他的“鼓励”和“刺激”。含糊的原因是此处提到的新史学的研究风气和对郭沫若的“刺激”，当事人很清楚，但是后来者则对此不甚了然。而这两点正是了解郭沫若《十批判书》写作意旨的关键。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新史学”研究的“风气”。按我们现在的理解，新史学是泛称，从某种意义上，自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之后，20世纪中国的史学研究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西方的史学为研究范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标志，到抗战时期，大多数学者的历史研究都可以称为新史学。抗战结束前后写成的《十批判书·后记》讲到“新史学”，也会令人理解为是泛指，但其实这里是特指，略加考证，其具体所指是很容易弄清的。 郭沫若在这里说的新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说的历史研究风气就是指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情况。⑦ 抗战时期，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继在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获得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极大进展，其突出表现是历史编纂工作领域，出现了几部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撰写的中国通史，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延安和大后方特别是重庆均有发展。在延安方面是共产党人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愿望和积极作为；在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则是出于客观环境的压迫和限制。抗战的特殊环境，让历史学家们跳出书斋，普遍投身于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去。他们中很多人的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特别注重历史学的现实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