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3—0040—10 五四以来，随着各种西学的东来，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基督教在中国遭遇到更多对手，其中共产主义逐渐成为重点。作为一种流行的主义，它是一种基督教的竞争力量以及人们借以反对基督教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组织力量的中共，不仅对基督教毫无好感，而且以实际行动破毁着基督教事功。 中共进入传教士的视野是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及其在中国的现实展开，特别是1927年之后传教士与中共在乡村的相遇，使传教士成为与中共接触较多的群体的同时也使他们逐渐意识到了中共的挑战与压力，并迫使他们去应对这种挑战，因而，《教务杂志》里逐渐频繁出现有关中共的记录。在基督教全球应对共产主义的背景之下，传教士与中共的相遇不失为一个标准的个案，为认知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联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事实经验，也为审视传教士视域中的中共贡献了现实“文本”。有着与中共接触经验的传教士所描画的中共形象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① 《教务杂志》② 所留下的相关记录为这种追问提供了可能。 一 革命与改良的相遇：理论与资料准备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不只是个中国事件，它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事件，其中不仅包裹着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分立，也有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野。传教士不仅是基督徒，同时也是西方人，在传教士政治哲学中，不仅有基督教的内容，也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参与，是二者相互缠合的产物。当然，基督教不是统一整体，西方对自由民主的表述也有不同内容，它们对共产主义反应不一，但其中有许多共同趋向，在革命和改良的分野中，它们都站在后者的行列。 与排拒革命及对改良的迷恋相连，尽管基督教有靠近弱者、作为反抗依据的一面，但随着基督教的制度化而逐渐退居边缘，其逐渐趋于保守而认同于主流价值和政治秩序，如特洛尔奇所言基督教可安放在自由主义旁边，“基督教有从个体自身的自主原则限制国家意志的传统，要求个体有不受国家支配的道德自由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因而与不认可国家为首要目的的个人主义相契合”；基督教也可靠近保守主义政治伦理，“因为教会伦理坚持要求信徒在服从教化性权威的同时服从现世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统治秩序，并不把国家降低为单纯维持法律秩序的守夜人，而是要求国家成为提高人类生活的道德境界的看护人”。③ 这种夹杂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基督教政治哲学，对于解读传教士在中国的表演有很强解释力。约翰斯通也认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宗教群体都含蓄地，并且经常是明显地支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规范和制度模式，这决不是偶然的”，“在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基督教会通常都支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宗教的经济影响或作用很少是激进的，也很少是革命性的”。④ 总之，基督教有认同合法政治权威、与既定秩序妥协的传统，它不大可能成为反政府革命的同路人。 具体到近代中国，在对“中国往何处去”的回答中，不同医国之士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而这些都可以包容在革命与改良的分野中。尽管二者并非水火不容，但无疑存在着许多根本分歧，而传教士与中共正好据于对立的两列。费正清曾说“美国人很信奉逐渐的改良，我们在促进中国的种种变革中走在前面”，“美国人当年享有条约提供的特权，是旧秩序的一部分，它倾向于改良而不愿革命”，“我们在中国进行了这些有益的工作，但它们都是改良性质的。我们去中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去帮助改良；帮助改变个人，而不是改变政府”⑤。韩德也认为，20世纪初，在中国，“传教士的中心目标却是中国的改革”。⑥ 马林《革命不如改良说》也力证革命不如改良，并希望中国从铁血主义中解脱出来。⑦ 传教士基本上是作为改良者出现在中国而警惕革命的，《教务杂志》也为这种分立做了有力的支撑。1930年艾迪就指出两条道路的对立：“两种体系有力量更新和变革中华民族的生活——独裁和宗教要求，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道德觉醒和建设性渐进改良”。⑧ 1934年社论《超越共产主义》也提到“许多人期望那种社会变革能够渐渐和静静的完成以致从混乱到称心的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没被察觉。他们看到暴力……都应该被驱除，斗争不能再继续了”。⑨ 美国美部会传教士雷诺兹在对中国政局的观察中写到：“在1927年春天的短短几个周，在中国的党团运动中，权力转移的发生比过去十年谈判和计划所完成的要多得多。实际上，许多事情拥挤在这短短的几天，常常会伴随着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本来应该经过十年深思熟虑而逐渐来完成的”，他进而呼吁用基督教革命取代暴力革命，他认为“不是所有的革命也不是最伟大的革命都是暴力和流血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应该给革命运动一个新的世界观——伟大的社会——上帝之国，不分阶级，为了所有人的亲善”，“教会、耶酥的信徒在他们个人的生活、组织计划和行动中能足够细心、足够爱、足够牺牲地把变革的方式从流血革命转移到一种更和平的强迫手段吗？……爱的方式是最终的方式”，“我们必须等待上帝之国缓慢地进化增长，上帝正在运转历史，我们不能着急”，“十字架的道路是改变社会的方式”。⑩ 这些正是传教士渐进改良道路的真诚表达，而这与中共革命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改良与革命的对立是本文基本解释框架。 在资料上，基本依据《教务杂志》，它是传教士话语记录的权威文本。本文无意描画传教士对中共态度的整体面貌，而只是想描画杂志中展开的图画，以此为窗口捕捉传教士与中共相遇的某些面相。此外，杂志虽没有宗派性，但1930年前后的乐灵生时代是自由派唱主角，对社会福音的言说占据着中心。杂志频繁发表讨论文章，在其陈说中，突破了基要派拯救的狭隘，认为内在灵性与外在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的改造同样属于拯救的核心部分。没有社会的改造，拯救即是不完全的”，坚持一种整全的拯救观。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国，以人间社会秩序的和美体现上帝意志。以“做”而非仅以“讲”来传布福音。(11) 杂志的社会福音倾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杂志的中共言说，相较于天主教和基要派(12)，社会福音派无疑与共产主义有更多共同语言，正如邢军所言：“中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福音者分享着同一目标的许多方面”，“共产主义在中国扮演了社会福音助产士和护士的角色”。(13) 在后面的文字中，我们将看到社会福音派繁复的身影，许多传教士中共表达的迷思的答案就寓居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