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097—05 卫生通常与健康联系在一块，同时公共卫生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其与城市现代性紧密相连。本文试以近代上海为例，从卫生制度的形成、卫生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卫生与个体的文明习性养成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西力”冲击与城市认同：卫生制度的形成 公共卫生制度是都市文明的产物，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在都市化发展的基础上，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远东国际性港口城市，上海都市发展进程加快。都市化带来的人口积聚，使都市公共卫生面临严重挑战。由于上海与外界联系紧密，港口防疫体制常面临很大压力。随着卫生领域的西学东渐，政府与民众的卫生意识觉醒。如何应对日益凸显的公共卫生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成为都市自身发展题中的应有之义。 租界行政当局基于自身安全与健康的需要，于1898年首先成立了正式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卫生制度与规范，建造了公厕、垃圾箱等各项公共卫生设施，并逐步在卫生防疫、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卫生统计等方面实施常规化、制度化管理，由此启动了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初步缓解了都市化进程中的卫生与安全压力。 在卫生管理模式上，租界强调疾病预防。如1927年3月，上海政治、军事形势稍形紧张，公共租界工部局随即召开特别会议，总董召集各董事、警务处、工务处、卫生处等共同商讨若是界内发生严重骚乱，如何处理，“倘遇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已经做好哪些准备”，特别强调了如何在动荡中正常维持生活垃圾、粪秽及污水“三大事”的正常处理。[1](P683) 垃圾、粪秽、污水处理不当，是造成疾病流行、危害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租界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并大加强调，可见其对界内公共卫生预防重视之一斑。 面临租界在卫生领域的挑战，华界政府与民众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租界的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在卫生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如内地自来水厂的开设、突发疫病的应急处理等。上海有识之士为维护民族尊严，也视公共卫生建设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上海人要在上海谋生活，要在上海与外国人争面子，必定要办公共卫生”[2](P106)，“我们很想重整内部清洁卫生，不失我们大国的风度”[3]。各路精英为此纷纷倡导仿效，并身体力行。1929年7月1日华界沪市建设讨论会上，市长张群总结自治时期的包括卫生事项在内的市政建设时，指出其无较大成绩，“外人常藉口批评我国之口实，是诚属痛心耻辱之事”。[4] 华界防疫体系的建构也是多基于疫病事件的触动，更多的是一种应急行为。即便抗战后的上海市政府，也是倾向于强调公共卫生对都市形象和秩序的维护功能。1946年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不时向担负公共卫生建设与管理之责的机构强调：“上海为东方第一大埠，国际观瞻所系，负责市政者必须注意市内之整洁，以保市民之安全，而免贻笑于外邦”。[5] 政府与民众对租界卫生示范的逐渐理性认同，客观上推动了华界公共卫生的起步与发展。 租界当局的公共卫生管理，又是以维护自身安全为核心的，部分卫生政策的制订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从而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如规定对租界外侨食用肉类实行严格检验，而对运往华界的肉类一律免检；更为严重的，租界有时打着卫生的幌子进行界域的扩张，在上海这一条约口岸环境中，“公共健康为外国市政当局在中国土地上的扩张提供了重要途径”。1874年和1898年爆发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成为法租界面积大幅度扩张的重要契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借口便是“在发布卫生条例上大做文章”，这些条例为剔除不卫生的会馆棺柩存放处提供了具有科学说服力的必要借口。[6](P118) 这侵害到中国的主权，给华界民众以极大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华界官民多方筹措资金共建内地和闸北自来水厂，反对水厂出卖租界，即是典型案例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上海一度是“一市三治”、各自为政的政治格局，给统一的卫生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造成部分卫生设施不必要的浪费。如自来水管的重复铺设、水质、饮食卫生标准的差异，阻碍了公共卫生的全面发展和都市文明的提升。租界收归之后，上海卫生行政事权统一，本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由于抗战时期公共卫生设施遭到很大破坏甚至被摧毁，加之资金和人员的紧张，上海公共卫生的战后恢复与重建面临相当的困难。 二、卫生的民间动员与社会整合 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社会化的重要表征。 面对租界卫生示范的刺激、都市疫病的流行、环境卫生的恶化和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各种社团组织为维护民族大义、或基于共同利益，不仅纷纷参与政府组织的卫生建设和卫生运动之中，而且独立开展了公共卫生宣传工作。他们采取口头演讲、文字宣传和卫生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市民踊跃参加社团举行的清洁运动、劝止吐痰运动、健康比赛等，加强了市民的疾病预防意识、健康意识、卫生意识与公共意识，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凝聚和整合。 与此同时，都市社团大力进行了时疫救治工作。每逢时疫易发季节，他们便开设时疫医院，并逐步将其从临时设置改为部分常设机构，在疫病流行控制之后不再拆散，继续为贫民患者免费诊治。时疫医院的兴办及开设的常规化，是时疫患者的福音，为时疫的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7] 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还表现在水、厕及垃圾处置的市场化运营的试行上。例如民营自来水厂的设立、私有公厕的出现、垃圾和粪秽的承包清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上海社会力量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