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①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1907）04—115—05

      1928年，国民党人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国家政权，这一新政权的建立也意味着国民党人治理中国的开始。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国民政府也“深觉民族国家的复兴大业，应从‘庶政’改革入手，而改革庶政的基础，是在于为政治骨干的县政建设”[1]。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无疑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1932，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并通过了《县政改革案》②。1933年2月，江宁自治实验县成立，实验期为四年。江宁实验县以江宁县政委员会为其最高机关，由江苏省政府聘任县政委员九人至十三人组成，其职权为代表省政府指导监督江宁县政的推行。其下为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隶属于江苏省政府，内设县长一人，并分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公安、土地等六科。共有科长六人，科员三十人及其他办事人员共七十四人。[2] 县长梅思平，是中央政治大学政治系主任，其他各科科长、各股股长也大多是政治大学的教师或毕业生。江宁实验县建立之后，即开展各种县政举措，合作运动即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合作运动起源于19世纪的西欧，本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积极要求改善平民经济而兴起的一场新经济运动，自清末民初引入中国后，在中国不同的政权背景下，却演变成了好几个不同形式的经济运动，对20世纪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江宁实验县而言，合作运动在这里也不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更是一项带有浓厚政治性的举措。

      一、作为经济复兴手段的合作运动

      江宁实验县开展合作运动的原因是多重的③，复兴农村经济无疑是其表层但最直接的动机。19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恐慌日益深化，根据土地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收支有余者不及总户数四分之一，而收不敷出者反逾三分之一。其收支相抵者亦生活程度甚低，非将生活费用减至极少，不能勉强相抵或有余。大多数农家皆陷于经济困难之中。”[3]

      那么江宁是否也是陷入同样的境地呢？江宁地处江南，交通便利，又多曾为历代故都，单凭想象，理所当然应为富庶之地。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据江宁实验县县政府调查，“自南京定都以后，江宁位首都附廓，首都为一大消费市场，以常理度之，江南农村状况，宜必家富户足，欣欣向荣，顾乃不然。一出城外，村落凋零，试与农夫接谈，异口同声，谓经济破产。县政府对此广大五十万民众之农村社会，虽欲多方救济，图谋复兴，顾或限于财，或格于势，且农村经济，范围极广，究难如愿以偿。”[4] 此种状况具体而言则可由江宁人口问题的变迁中略窥一二。

      每一地的人口虽然每隔一时段就会有种种变更，但若变化太快，总是可以反映一些问题。据富靖所记，江宁自治实验县建立之初，有关江宁人口统计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表，一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江宁自治实验县各区现状一览表。具体内容见下表。

      

      

      上述两表使我们可以对江宁的人口现状一目了然，比较二表，其问题凸现纸上。首先是人口增减问题，据上述两表统计，1931年时江宁尚有96902户，人口490222人，至1933年时即减至96156户，475413人。两年之间，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4809人。那么江宁在三十年初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富靖所称，“考夫人口减少之原因，其最主要者非为天灾即为人祸，江宁人口之所以减少者，既非水旱蝗蝻之灾，复非兵徭疾疫之祸。盖处于农村破产经济窘迫之环境下，人民一部离乡而趋市也”[5]。这说明江宁人口的减少是由于人口的迁移，而迁移的原因则归结为农村经济的破产。

      

      说明：“不识字”的人，或者也认得几个字，可是他还看不懂便条，完全得不到文字上的功用；“略识字”的人，虽然能看看白话书信，可是他还不能提笔，得不到用文字来传达思想的利益；“能写信”的人，不但可以看得懂，并且可以写得出，已经能够充分地利用文字。

      其次，江宁民众的识字程度。据表二数据，江宁人口总计475413人，而不识字人数为248321人，超过总人口一半有余。此处为江宁全县的统计，或有不准确之处。另有冯和法先生曾对江宁的教育程度作过抽样调查，详见表三。

      表二、表三皆可看出江宁民众的知识结构极度贫弱，知识水平严重不足。识字人数的多寡与学校的多寡成正比。江宁全县人口有47万余人，而学校则仅有103所，平均每4700人有小学一处，以户计，则每940户有小学一处。而各区之中尤以第五区最为严重，人口五万余，而学校则仅有5所，每万余人才约略有小学一所。若以乡镇计算，则每七乡镇有小学一处。教育的不普及由此可见一斑。不识不知，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可说是非常淡漠，强邻压境而熟视无睹，对于官员的贪污苛削和土豪劣绅的渔肉则俯首帖耳、无不服从。更重要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江宁农村经济的贫困。因为若想改变农民知识结构，必须兴办学校，普及教育，而教育普及则须有大量资金投入，江宁地近首都，教育事业本应比其他地方顺利。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正可江宁经济状况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