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7）03—0054—09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与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社会公信力，指的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政党、社会群体或个人的认可程度、满意程度和期望值。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就是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程度、满意程度和期望值。抗战时期，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中国民众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人士对中共增加了理解和信任，全国人民将抗战的胜利寄托在中共身上。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在抗日时期的提升，是与中共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的，而且此时中共社会公信力的提升也显现出基本特点。正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公信力得到空前提升，人民更加认可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公众对中共维护民族利益的牺牲精神的交口称赞，中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从而使中共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共也在抗战结束前后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 一、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公信力提升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将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毛泽东就曾要求党内同志明白中共对社会变革事业的领导必须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实现的这一道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①正是中国共产党注重提升自身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中的政治影响力和在全社会中的社会动员作用，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在抗战时期有极大的提升。 1.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中共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中共在抗战初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事实上大大提高了中共的社会公信力，广大民众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信任。毛泽东在1937年10月对中共在抗战以来几个月的成绩概括为这样六个方面：（1）国共两党的合作，打开了抗战的局面；（2）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纲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在某些地区实现了纲领的某些部分；（3）八路军的抗战及其作用；（4）华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5）全国党员的参战动员；（6）共产党的组织半公开与公开地位的取得。毛泽东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成绩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影响与威信”②。到1938年12月整个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八路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抗战，“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③，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当时的情形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④。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坚苦卓绝的斗争，才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声誉，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爱戴，人民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不断认可共产党的政治地位。 2.中国的中间派人士增加了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抗战不久，国内兴起一股投降风，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⑤。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加强了与中间人士的合作，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方面积极努力，赢得了中间派人士的理解。譬如，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与中间人士合作，使得这次会议提出了结束国民党党治、改革政治、实行宪政的主张，推进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其后，沈钧儒、张澜、章伯钧等12人于1939年10月1日发起举行“宪政座谈会”，特地邀请了董必武、吴玉章、潘梓年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集中讨论宪政与抗战、宪政与建国等问题，共产党与中间派人士在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积极抗战并争取胜利、抗战胜利后建立民主国家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决定扩大“宪政座谈会”的组织，增加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等为发起人。鉴于国民党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在1939年11月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参议员加紧了团结中间人士的工作，于同年12月联合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了“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团结民主人士、增进相互间的互信与合作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又譬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建设，也有力地推动了民主人士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要求全党积极贯彻“三三制”，对于“三三制”的政策“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⑥。可以说，“三三制”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仅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中共团结中间派人士的重大举措，赢得了中间派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3.全国人民对中共领导抗战的期望值空前提高。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正确的抗战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力地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成功地应对了日军企图灭亡中共军队的挑战，并取得辉煌的战绩。据统计数据，到1944年3月，八路军在华北抗击了日军11.75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84％强；新四军在华中抗击了日军9.5个师团，占华中敌军的59.5％；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华南约抗击了日军1个师团，占华南敌军兵力的22％。综合统计，及至1944年3月，“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⑦。1944年春，日军为挽救南洋孤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战役中丧师失地，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坚持抵抗，稳定了全国民心和军心，全国人民对中共领导抗战寄于极大的希望。当时的情形正是，“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急，西北危急。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⑧。当时人民寄希望于八路军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国民党企图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其意图是“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的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⑨。这说明，八路军的名字已经深入民心，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高度信任和支持，也不允许国民党来限制。全国人民从中共自身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日军的坚决抗击、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中华民族利益中，增强了对中共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