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3—0112—05 自鸦片战争开始，实现现代化，重建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状态，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梁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在寻求着实现现代化的切入口。然而事与愿违，这些看似“一通百通”的思路并未能使古老的中国踏上现代化的轨道。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其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危难中的中国人在现代化的切入口上进行重新选择：在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立人”，而“立人”又必须先“救国”的理想与现实的思维运转中，五四时期的中国在现代化切入口上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革命的逻辑演进过程。 一、启蒙：实现现代化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不断改变现代化的切入口以求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告别了延续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推翻了传统的“普遍王权”。它所确立的共和政体则在改变中国“政统”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秩序。可是，这一被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实践过的现代化切入口，却并未能使中国踏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反，却因其固有的缺陷引起了更深刻的思想危机： 一方面，辛亥革命后，虽然在理论上大多数民众已经成为享有国家主权的人民，但在实践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清楚公民的义务。在他们的眼中，“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也常常是持着隔岸观火的麻木无知之心，“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1](P11)。 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官员们，大多是刚刚摘去顶戴的前朝遗老，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从专制中走出，只是“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1](P24)。以这样的旧有思想为支撑，那些“为王牧民”者是不可能迅速转变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自然结果只能导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以至于“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2](P38)。 因此，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启蒙者深刻意识到，由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中国的国民并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主体意识失落的奴性人格载体；其上层阶级也并不是现代制度的倡导者，而只是旧思想的衣钵者。对于这样一个民众缺失其独立的个性、上层阶级又总是固守其旧有思维方式的社会来说，仅仅通过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是很难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推行和运用着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3](P4) 因此，他们认为，要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途径就不仅仅是要寻求社会的革命性转型，更要从深层结构上使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以新生，即通过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以实现“立人”。 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来说，要达到“立人”的目的，首要的就是要展开一场启蒙运动，而这场启蒙运动又必须是一场旨在从权威、迷信和偏见中解放人的理性的思想变革，在这一人的解放过程中，理性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是启蒙的中心话语，正如福柯所言：“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为“批判”的时代[4](P38)。基于这样的运思，在五四时期的启蒙者看来，启蒙就是人类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与此同时，这种对理性的信赖和尊重，又必然要求规定理性运用之合法性的条件，而批判的态度正是界定条件的基础。因此，启蒙者认为，要想达到藉理性的自由运用使国人从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中解脱出来、以最终实现“立人”的目的，启蒙只能存在于一系列对现实性进行追问与质询的过程中，它既要“具有反思和批判传统之功能的现代性取向”[5](P285)，又要具有“当下的现在”的中国语境。只有在这种境域中，中国的启蒙才可能使自己不再为获取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栖居于外源话语的庇护之下，而是在勇敢的剔除外源语境中的殖民话语时，绽出一种当下的自主状态，从而使自身置于无限的可能性中去完成“立人”的任务。 正是在这种逻辑思维中，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以理性和批判为思想武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6](P390)。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在于人们没有勇气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批判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P8)。与此同时，他们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认为“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7](P552)。在批判与重估的过程中，启蒙者确立了“重新估定”的标准，即用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来衡量一切，来判断一切。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点，五四的启蒙者才可能大张旗鼓地运用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不仅去猛烈抨击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迷信愚昧落后思想，而且不断反思和批判外源话语，“对于其文明之真价……加以反省”[8](P209)。这一理性的批判过程不仅使得启蒙者自己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而且使中国民众的思想从许多历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在根本上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提供了安全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