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 凌彦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大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间信局。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采用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间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间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间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一个转变。 摘自《中山大学学报》，2007.3.53～59 增上寺的香堂——1933年东北青帮代表团的访日之行 孙江 （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日本 静冈县 430-8533） 1933年7月，曾经发生过一起东北青帮组团访问日本的事件，该事件的导演是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和关东军，正是他们策划并促成了青帮代表团访日计划的实行。面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青帮头目投日本人和关东军所好，谎称青帮为宗教团体，积极参与关东军的伪满洲国建设。这个颇有荒诞剧意味的时间说明，战前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远不像一般所说的那么深透。如同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的反省：日本在近代的失败，就是其中国认识的失败。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3.93～102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陈荣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江西 南昌 330077）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技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07.5.102～106 “修宪”与“护宪”：1950年代前后雷震的“宪政”思想 何卓恩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台湾现行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内战前夕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对其态度也明显不同。国民党撤退台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一直图谋“修宪”扩权。雷震作为最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坚决反对。他认为宪法之本在于自由民主；“中华民国宪法”总体上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精神，是一部值得维护的“宪法”；其暴露出来的体制设计缺陷，不在于没有贯彻“全能政府”的理想，而在于未能完备确立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尽管如此，只要有落实“宪法”的诚意，在实践中可以得到纠正。他坚持“宪法”的实施，“护宪”和“修宪”固然都有必要，但“护宪”比“修宪”更重要。他本人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为维护“宪法”尊严作出了不懈努力，并付出了沉重代价。雷震的“宪政”思想值得当代台湾频繁推动所谓“宪改”的人士回味和反思。 摘自《台湾研究学刊》，2007.1.6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