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Eric J)将二十世纪称作是“极端的年代”，而如火如荼地展开于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为“文革”）无疑是这一“极端的年代”中的极端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文革不仅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学术领域，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文革是多重经历的重叠，是多重情感的交汇，是中国现代社会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976年文革终结以降，大陆有关文革的描述与回忆性文章呈现汗牛充栋之势，但具有理论分析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见。学术界对文革研究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定调，屏蔽了学术界对于文革的言说和表达的空间。中国的学术界所面临的困境是——文革是一个不可涉猎的禁区，但又是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学术界有关文革的研究似乎在逐渐放开，在坚持意识形态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了更多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的机会，使得研究逐渐从政治导向转到了学理导向。 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每至文革的十周年纪念年都会展开文革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一批著作译为中文。如Franz Schurmann所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事件，这对于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一次惊人之举，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许多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和分析的有效性，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Schurmann,1968 p.504) 这意味着诸多在文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种种预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成为西方学界寻求重建理论的一种努力。而这些努力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理论、数据与资料的公开程度及学界的关注度等差异而呈现出了各异的学术成果。 1993年，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指出了西方在文革研究对象选取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这意味着在文革中，在上层领导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借用Lefebvre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作者认为文革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平行运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的得益是平行的。这种判断暗合了“两个文革”的提法，意指文革是同时在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中展开的。通过对于文革时期武汉地区的个案性的地方经验的描述，王还指出了原先比较盛行的假设——毛的超凡魅力(charisma)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主导性影响的不成立。王通过一些个案访谈得出“（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之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参加哪一派”，并且大多数人在运动中其实是扮演了“逍遥派”的角色。同时由于四点原因，即(1)不一致的目标；(2)不适当的纲领；(3)畸形的传播媒介；(4)靠不住的执行机构，从而使得毛对于文革的发展完全失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毛和群众之间“偶像—崇拜者”的平衡关系，还群众以历史运动的主体性位置。通过将群众视为能动的历史行动者，作者强调了运动本身的逻辑，也完成了这样一种预设——对毛泽东的“超凡魅力”(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正当性的批判。(Wang,1993) 本文将王绍光的“两个文革”的思想拓展为“国家与社会”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更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便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有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本文将沿着这三条线索展开梳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成了一个标杆，可以接通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以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值文革开始四十周年之际，写作本文，也是为了深入的了解文革前的三十年和文革后的三十年。 二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新中国的认识，西方学术界常常会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伟人“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从这—意义上看，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对一个“领袖魅力型权威”社会的认识。 （一）极权政治与个人权威 早期的文革研究很多集中于对毛泽东与新中国政权关系的理解上。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预设：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二是毛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渗透。就文革研究而言，其基本认识是将文革视为领导人理念的一种展示，赋予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决定性作用。哈里·哈丁的观点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Harding,1992,p.2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一书较早地体现对毛泽东的重视，成为费正清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典型表现。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美国与中国》中将毛泽东研究规范化。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凸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仅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而且是早期文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后的研究出现了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符号化的情形，并使毛主义成为了一种“类意识形态”话语。(Xiao,2003)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中，将毛泽东自身思想的演变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元素进行交叉讨论，从而将文革的过程看作是政治的王朝更迭（接班人问题）和毛思想的展开（毛主席逻辑的铺陈）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套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虽然强调了综合因素对历史嬗变的作用，本质上依然是“英雄史观”和政治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变体。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在这一叙事下，文革变成了一场封建式的“宫廷战争”，成了“帝王将相”同场竞技的舞台。(MacFarquhar,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