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7)03-0095-08 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参政热潮 近代中国一方面需要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和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这就给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双重任务：作为社会的中坚和政治精英，他们必须肩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又必须肩负起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重任。换言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具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但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政治与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惑与身心煎熬。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①，虽一生历任要职务，然其中心旨趣却在学术文化领域。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及其冲突与困境在罗家伦身上也清晰地展现出来，成为他内心激烈的冲突、矛盾、斗争乃至痛苦、迷茫的根源。罗家伦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历程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罗家伦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新与旧、血与火、生与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交织斗争的时代，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引起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一方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展现自身智慧与才华的大舞台，使他们能上演一幕幕悲喜交加、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分子的人生旅程设置了重重波澜、障碍甚至灾难，他们面临着政治权势的武力淫威、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社会普遍的蒙昧混沌……这究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运还是不幸？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关注政治、甚至掀起参政热潮，大都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有关。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东北三省的骤然沦陷、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都以急迫的形式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亡变革心理，催逼着他们走出书斋，走向政坛。罗家伦的参政入世也是与这样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之一，他把一个五四青年的救国热忱融入了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爱国运动。三、四十年代，为了使中国早日摆脱日本的侵略，他尽心尽力地办学、办报，为抗日救亡献计献策，从教育、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为救亡出力。他办理中央政治学校、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主要的出发点在于培养救亡与建国人才，提高民族素质。他对人生观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思想革命为一切社会改造之首”的基本观念。他探讨民族理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与复兴是罗家伦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断强化的民族危机则是促使他关注政治并参政入世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潮固然与外界客观环境的刺激有关，但同时也与他们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联系。具体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都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入世精神，传统儒家“为王者师”、经世致用的政治文化理念深深地浸润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罗家伦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如果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籍考察，可以将罗家伦归入五四一代。②他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虽然也有长达六年的海外留学经历，有很好的文史哲的专业训练，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透彻的认知，但传统文化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情怀仍潜藏其内心深处。一旦遇到亡国灭种的瓜分威胁，其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就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驱使他自觉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救亡重任。罗家伦曾在《知识的责任》中指出：“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众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作知识分子。”③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在民族危急的情况下，将直接参政作为挽救危亡、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终南捷径，就成为许多类似于罗家伦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 二、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关怀及其困境 1927年，就在留学归国后不久，当北伐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之时，罗家伦怀着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加入了国民党，并随后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在一段时间内，罗家伦得到了蒋介石的宠信，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等众多行政职务，甚至做到考试院副院长和总统府国策顾问这样的高位。但一旦深入实际的政治，罗家伦才发现，中国的政治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对国民党内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场景了然于心，也曾就国民党的腐败、保守、效率不高等问题对蒋介石委婉“上谏”，但他的“诤言”对实际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从罗家伦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身份和作用来看，他充其量不过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他的职责是在适当时机对若干事件提供咨询和建议，至于能否采纳，就全看蒋介石的意愿了。尽管罗家伦也曾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但总的来看，他虽身在政府，但并不能对国民党的重大政治决策、军国大事有与闻和决策之权，他的实际角色只能是“局内的局外人”。④相对于退居学海的知识分子而言，他已身在“局内”，但相对于国民党高层决策者而言，他依然不过是个处于政治边缘的“局外人”。他的这种角色，有点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⑤罗家伦从政的这种尴尬局面不仅是因为干政治不是他的专长，他对实际的政治并不十分了解，他自己并非一个纯粹的政客，而且因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始终是与以武力为后盾的权势联系在一起，国民党的统治始终未脱专制、独裁的轨道，这与他心目中理想的西方民主政治相去甚远。罗家伦自己思想中的一整套社会改造方案与现实社会往往格格不入。这样，一方面是追求理想政治而不得，另一方面却还必须对现实的腐败政治忍气吞声。这种内心的煎熬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日益加剧而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自求清高、洁身自好。他曾多次对好友陈纪滢说：“在政治方面，我是特立独行的！”⑥但这样做又使他与一些政治权势者矛盾加深，致使遭到各方面的排挤、刁难和报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罗家伦内心深处的痛苦可想而知。可见，经常抱定书生之见的罗家伦在从政方面并不成功，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