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民国档案

内容提要: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 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 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9 期

字号:

      关于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降日问题,学界研究已经颇为丰硕。但是,日本对于汪精卫所报持的态度、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这一政策又是如何演变的?迄今为止的研究还不能说完满。本文就是针对一份日本方面进行“汪精卫工作”的绝密文书而作的研究札记。

      一

      在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史的学术研究中,①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重要的课题。关于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学界的各类著作中虽然均有所论述,但是迄今,也还只有一本在当年出版的、并非学术专著的小册子《汪精卫与日本》②以及1980年台湾吴学诚的硕士论文《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关于日本与汪精卫的关系,除了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略有涉及之外,迄今的代表性论文只有1997年11月于东京庆应大学召开的“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陆的张振鹍先生的《日本与汪精卫》与台湾的陈鹏仁先生的《日本的对汪兆铭工作》。③前者以汪日之间的条约为主要考察对象,史料上的开拓不多;后者因主要依据影佐祯昭的回忆录,实际上还只是他本人的“汪精卫工作”而并非全部。

      在上述有限的学术研究中,无论从汪、日之间的哪个方面,史料的问题一直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就中方资料而言,除了台湾的邵铭煌先生出自“大溪档案”的资料外,主要是中方当事人物在事后形成的、并不完整的忆述性资料;就日方资料而言,虽然有一些档案资料被有限地利用,但主要也是日本进行“汪精卫工作”的当事人物的忆述资料。中、日双方当事人物的资料固然重要,但是它们的局限性也是人所共识的。正由于各种中、日文的人物资料庞杂,难以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日本诱降汪精卫(汪精卫投降日本)的事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这无疑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国内仅有的一些日本档案资料之外,发现和利用更多的同类资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抗战初期日本官方 (政府、军部)与“民间人士”各方面都从事的“事业”,许多机关和当事人都有各自的记述与说法。那么,日本政府当时有没有统一的说法?这是关乎日本侵华国策的重要问题。

      1947年9月,日本外务省文书课记录班整理了一套名为“支那事变”的《外交资料原稿》,共有八部,其中之第六部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过”,内中之“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过”,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汪精卫自叛逃到成立伪国民政府的过程,并且附录了大量的外交史料。④外务省整理的这份资料,引起了中国学界灼注意:先是1963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收录的杨凡先生自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翻译的“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就是这份资料;⑤随后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也收录了上述资料。⑥但这份重要资料,仍然有其局限性:在形式上,它并非当时留下的第一手的“外务省记录”;在内容上,它也不是后来中文翻译所误称的“日本外务省向内阁的报告”,而只是战后外务省方面整理的资料而已。

      当时的日本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文书?带着这个线索和疑问,笔者2003——2004年于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期间,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昭和14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⑦与上述资料比较,这份绝密文书,则具有以下特点:

      1.就发表的时间来看。1939年12月,日本方面正在由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最终于30日签订了被称为“日汪密约”的《关于日中新关系调整的协议》。这个“协议书”签订以后,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日本政府选择这个时机发表该文书,无异于将此前的“汪精卫工作”做一个自我的总结,即所谓的政府“自白”。

      2.就发表的机关来看,是“内阁情报部”。 1937年9月25日,近卫内阁在前广田内阁“内阁情报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充、设立了“内阁情报部”,将分别属于内阁各省的情报与宣传等业务,进行了一元化的统一。该部门发表的资料,应该是综合了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部门的相关资料,而代表政府的声音的。由内阁情报部进行表述,无疑就可以统一日本各方的口径。因此,该文书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

      3.从“内阁情报部”同期发表的其他资料状况来看,这些资料多数是以内阁各省整理的资料为基础,而最后以“内阁情报部”的名义发表的。笔者因此判定这份文书应该属于外务省方面制作的;⑧而且后来外务省文书课记录班整理上述资料,也非常明显地又是以这份文件为蓝本的。

      4.就发表的形式来看。这份文书的原件,不同于内阁情报部同时发表的其他“时局宣传资料”:不但标志有“绝密”的字样,而且没有统一的文书编号,并注明“不许复制”;并特别要求如果以后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文书,该文书必须予以销毁。拓务省在收到该文书后,1940年1月13日,大臣官房文书课长在致管理局长的信函中,强调指出:为了避免损害汪政权的自主独立性、并招致所谓傀儡政府之称号,对于该文书要尽量予以“绝密”的处理。⑨可见,它并非一份一般性质的文书。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迄今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均未利用过该文书,笔者拟对此进行一些考述与解读,以深入研究日本“汪精卫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

      三

      1939年12月内阁情报部发表的《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按照日本“汪精卫工作”的全过程,共分为六个部分。在其中大量隐晦的文字表述中,蕴藏着诸多日本诱降汪精卫、扶助其建立傀儡政权的重要史实。兹分别进行如下的解读(以下楷体字体部分,均为原稿之翻译)。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