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2-0012-11 30年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家。外资企业在中国绝迹，中国没有外债，1978年对外贸易额仅有300亿美元。中国人很少有出国的，在国内也很少见到外国人的面孔。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却深深地卷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大都在中国有投资；中国的对外贸易达1.4万亿美元，在美国、德国之后居全球第三；中国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①在短短30年时间里，从高度封闭到高度开放，这在世界史上是少见的。毋庸置疑，促成这种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变的主导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坚定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本文探讨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是怎样形成的？外商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华人资本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考察的时段限于1977年至1981年。 一、对外开放的历史机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朝着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方向变化。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20世纪 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无法进入西方市场；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在这个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70年代初，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已经开通。1978年，中国外交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在一定意义上愿意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1978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②。1979年8月28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公开地表示，“一个安定的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③。从美、欧、日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经济上，20世纪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据出国考察团带回来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④。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⑤。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⑥。不仅愿意借钱，发达国家面临产业升级，都在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70年代末“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⑦。这个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 从内部条件看，中国国内政治开始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封闭，除了外部因素以外，也有国内政治的原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使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封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孤立主义宣传甚嚣尘上，任何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主张都有可能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在过去年代，中国有过三次对外引进。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技术装备，共用外汇27亿美元。这次引进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迫使中国将贸易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吃、穿、用”问题，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是中国第二次技术引进。这次引进规模较小，且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被迫停顿。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⑧然而，总体上看，引进规模有限。1973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地排斥⑨。但是，由于受困于党内斗争和激进派的掣肘，当时没有可能实行⑩。 1976年底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种阻力消除了。华国锋尽管继续举着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旗帜，但他对发展经济有更大的热情。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华国锋很快提出了一个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计划。而1977年重新出山的邓小平更是热衷于中国的现代化。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在追寻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内政治的首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