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7)01-0112-07 一、中共八大的召开及其新的领导机构的设立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候补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到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除上述会议安排外，中共八大还确定了新的领导机关。从党的历史来看，四大以前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五大开始设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不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书记处仍为五大书记，但排名顺序稍有变动，为毛、刘、周、朱、任。1950年6月，七届五中全会决定由陈云代理生病的任弼时的书记工作。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后，陈云正式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位书记。中共八大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政治局委员 1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共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可以看出，八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为建国初期的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是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的延续。 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是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它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又是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六人之间的民主集中关系，构成了党内高层民主的基本走向。 二、反右扩大化对八大以后党内民主建设形成负面影响 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和1957年3月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和阐明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的必要性。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毛泽东在 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思想指导，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方针，以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按照从上而下、从领导干部到全体党员的步骤展开。 中共中央的指示于5月1日发表后，各级党组织立即领导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文件，按照毛泽东两个讲话的思想，检查对于党的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总结和改进工作。与此同时，各省市委以上领导机关和大专院校、新闻、出版、文艺、卫生界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门整风的精神，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各民主党派也召开座谈会，“助党整风”。 但是在向党“提意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危险言论。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属性”并不确信，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2]于是，当他感觉到这部分人的言论开始威胁执政党的统治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反击。 6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毛泽东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3]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反右派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9月，整个反右派运动的“急风暴雨”阶段终于告一段落。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通知”中，虽然没有指出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倾向，但提出“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可惜，这个“通知”虽然规定了“六划六不划”的界线，但在前言中又说为了不使人有扩大化的错误印象，即使有些右派划错了，也不要当众宣布；更何况这个“通知”不往下传达，只是由少数领导人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