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6-0088-08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五四以来政治家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纷纭的重要历史话题之一。很明显，在各种各样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有两种比附最为常见，即把它称为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和把它视为主张理性、反抗权威的“启蒙运动”。正因如此，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余英时先生发表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以下简称余文）一文，对五四“启蒙运动”说和“文艺复兴”说进行的反思和质疑，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余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固执于死板的比附”，反对五四诠释中的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以一个史学家的敏锐识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对新文化运动诠释上的深刻对立；同时强调五四思想的多元特性，主张“完全抛弃比附”，“从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1](p17)读之让人倍觉有一种老吏断狱般的明达和深刻。不过，在赞同该文总体观点的同时，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在个别问题上与余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出现的时间；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启蒙运动”说的使用情况。本文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做一些具体考辨，并进一步分析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多种内涵，以就教于余先生与其他学界前辈。 一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说何时出现 在考察五四“启蒙运动”话语的来源时，余文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个“启蒙运动”，是由1936年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①因此，余文在一开头就说，“1930年代后期与1940年代早期”，“中国的作家”“开始赋予五四运动这一新的身份”[1](p1)；文中又具体指出：“‘启蒙运动’这一措词直到1936年才应用到五四。”[1](P13) 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1927年年底，左翼文艺理论家成仿吾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就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展的“启蒙思想的运动”，它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在“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2]这种认识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左翼文化人认识五四的一种普遍思路，因此奠定了后来“左联”评价五四的基础。例如瞿秋白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3](p472)茅盾也曾用文学语言多次把五四拟称为“启蒙先生”。[4](p52)在政界，王稼祥在1930年批判“陈独秀主义”时也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他说，五四运动“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引者）——思想运动，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别是智识份子——教授学生等的爱国运动”。[5](p389)在史学界，1933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明确把五四运动称为“启蒙运动”，把五四时代称为“启蒙时代”[6](p243)。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他是余文所反复强调的“偏好”“文艺复兴”说的代表人物）也是较早使用“启蒙运动”说的人之一。193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他心目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曾说到，五四时期北大被“全国青年视为新启蒙运动的中心”[7](p188)。 以上这些说明，五四“启蒙运动”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并非始作俑者。 还需指出的是，如果注意到五四“启蒙运动”说在新启蒙运动前10年就产生了，则还可以发现，左翼文化人在最初使用“启蒙运动”为五四定性时，并非如余文开头所言，“是打算经由比附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一种礼赞”[1](p1)，相反，他们则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国共合作宣告破产，从此至1930年代中期，共产党进入了艰苦的理论和组织再生之路，它重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现实的阶级关系，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苏维埃时期”，要确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在此期间，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革命的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胜利”；“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极大部分”，也已“动摇而背叛革命”；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了。[8](p298～304)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共产党人以更加严格的阶级意识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基本上采取了批判和否定态度。 对于五四政治运动，共产党人反复说明的是它的“资产阶级性”。无论五四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运动”[9](P481、403)，还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10](p208～209、384～385)，都无法摆脱这种“资产阶级性”的缺陷。由于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所以共产党人对纪念五四并不十分看重。每年五月有多个纪念日，如“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等，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有时甚至根本不提五四纪念的问题。如 1932年中共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指出：“整个红五月的工作，应以‘五一’与‘五卅’为中心。在今年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纪念‘五五’，‘五七’，‘五九’等，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p180)从这个决议可以推知，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五四运动并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