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3-0044-010 关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对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强调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的一面，而忽视了或没有充分注意到美国政府在进行军事方面准备的同时，也在准备非军事反应的一面。可以说，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全面显示出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如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张少书的《肯尼迪与中国核武器》①与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高级分析员威廉·伯尔和杰弗里·里查逊的《是否“杀死摇篮里的婴儿”：美国与中国核计划(1960-1964)》②，两文都忽视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内部围绕理性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方法所展开的争论及其对策最终确立的过程，或是过多地纠缠于采取军事打击，或是基本纠缠于通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阻止，对于美国政府在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后采取了什么对策则没有论及，对于美国为什么最终没有采取军事打击措施，或没有论及，或语焉不详。结果，人们错误地认为签订条约和军事打击就是美国政府的对策，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意无意使人们形成这种认识。但实际上，它们仅仅是美国政府形成最后对策过程中的两个选择。 大致而言，美国政府为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曾有以下对策选择：一是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包括与苏联合作或至少苏联默许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或与蒋介石合作进行。二是核扩散，即支持或鼓励亚洲国家，主要是印度和日本发展核武器。三是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四是在不放弃第一种选择情况下，主要通过各种外交和宣传手段，树立美国的强大形象，贬低中国核试验的意义。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考虑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选择，否定第二种选择。约翰逊政府在理性评估中国核爆炸意义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已经出现，但没有受到重视的第四种选择。 一、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初步尝试 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表明，肯尼迪对中国有一种偏见。肯尼迪及其顾问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危险、更有威胁性和侵略性，是特别敌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因此，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前景感到担心和烦恼，认为“60年代最大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的核武器爆炸”③，不仅会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且将改变东亚力量平衡，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拥有核武器，就会提高中国在亚非拉不发达国家中的声望，使更多的国家追随中国，这将迫使苏联也采取激进政策，以保持它在亚非拉不发达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华盛顿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发展核武器，1955年以来就跟踪评估中国核武器进展情况，1960年12月6日的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国可能在1963年进行核试验，空军甚至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可能在1961年底进行。肯尼迪从 1961年1月入主白宫到1963年11月22日被暗杀，一直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予以异乎寻常的关注，试图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由于中苏分裂加剧和苏联暗示对中国的核发展潜力感到担心④，肯尼迪试图探寻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肯尼迪在就职20天后，就在白宫召开有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哈里曼和汤普逊大使、前驻苏大使波伦和冷战理论家凯南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参加的会议，讨论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顾问们认为：“苏联最怕的不是美国的核武器，而是中国掌握原子弹”，赫鲁晓夫可能迫切想在与西方的外交关系方面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军备控制方面；建议利用中苏分裂努力与赫鲁晓夫就防止中国成为核国家达成谅解，以使苏联同意阻止中国的核试验⑤。这很合肯尼迪的想法。而中央情报局1961年4月12日的评估认为，中共爆炸核装置不是“是否”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⑥。这无疑使肯尼迪更加担心。 但在1961年6月维也纳美苏首脑峰会上，赫鲁晓夫不仅不接受中苏永久分裂的说法，而且还坚定地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支持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当肯尼迪提出中国核问题时，赫鲁晓夫根本不感兴趣⑦。肯尼迪试图利用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第一个努力遭到失败。 1961年6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中共核能力冲击的战略分析》中没有说明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只是说中共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安全态势形成明显的冲击，建议采取政治的、心理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来应对⑧。同年9月，国务院的研究报告认为，具有核能力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政治和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因此，掌握了核武器的中国会使其他国家产生“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而获得“心理上的红利”。对亚洲国家而言，中国拥有核武器会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增加该地区国家接纳北京和疏远与华盛顿关系的政治压力⑨。这些评估对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很明显，国务院的研究并不像威廉·伯尔、杰弗里·里查逊和国内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严重高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及其力量。 但肯尼迪不同意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影响是政治的和心理的。1961年10月，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中国肯定会发展核武器，当中国拥有核武器时，整个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国手中。中国在核爆炸后，甚至在拥有有限的核能力后，其外交政策会更加强硬，更有军事侵略性或军事冒险性⑩。那么，如何应对呢？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减轻中国核能力心理冲击的有效方法就是鼓励甚至援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并计划由白宫科学顾问在访问南亚时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讨论中国核发展计划对印度的影响，以引诱印度向美国求援。副国务卿鲍尔斯同意，但最终被腊斯克否决。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主张核扩散， “我们将陷入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中”(11)。腊斯克实际上排除了用核扩散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