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山西水运极少，陆路交通也欠发达。未筑铁路之前，山西主要是依靠驿道与外界交流，以骡马驴车为主要运输工具。随着近代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及初成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对能源的需求日盛，20世纪初，山西境内相继建成了正太、同蒲、平绥三条铁路，逐渐改变了以往驿路为主的运输方式，成为山西近代交通体系的骨架，同时也是构成华北区域铁路网①的重要组成部分。1907年，山西境内首条铁路——正太铁路竣工通车，由石家庄过娘子关，经平定（今阳泉市平定县）、寿阳、榆次至太原府（民国初废府改设阳曲县，习惯上也称为太原；1927年设立太原市。本文统一以“太原”称之。）止，与京汉铁路相交，全长243公里。1914年，京张、张绥铁路（1916年1月，两线合并称京绥路，本文以京绥路统称之。）延至大同。1933年，北起大同南至蒲州（今永济市）的同蒲路分段建设并陆续通车，1936年全线基本完工，全长860公里。至此，山西境内的铁路运输体系基本形成。纵横山西境内的三条铁路线，联接了山西境内最重要的城镇和经济带，为近代山西的城市化进程奠定了现代化的交通基础。 相对于驿路而言，铁路具有传统运输方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运量大，当时一个普通车皮可装约20吨货物，而一般的大车“为之以三匹或四匹之骡马，可以载重800至1200公斤，骡一匹可负重150公斤，骆驼则可负重300公斤”；②其次，运费低，每吨／公里的货物，用大车畜拽的方式运输需14分，用骆驼或骡马驴驮运需25分，用人背负需75分，用火车仅需8.68分；③第三，速度快，传统运输工具需花长达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路程，火车仅需几个小时即可到达；此外，铁路运输方式还有安全、不受气候影响等诸多优点。因此，铁路运输很快打破了山西境内原来以驿路为主的运输网络，逐渐成为山西境内外物流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因铁路转运业、煤矿业的发达，一些城镇从无到有、一些城镇迅速繁荣，而一些传统的驿路枢纽城镇则因物流网络变化而逐渐衰落，山西城镇的传统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近代区域经济也随之形成。 20世纪20年代后，山西开始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如1927年通车的太原经忻县至大同公路、太原经太谷至风陵渡公路两大干线；1920年由美国“红十字会”出资兴建的平（定）辽（县）公路、白（新县白圭镇）晋（城）路、代（县）广（灵）路、忻（县）武（台）路、侯（马）河（津）路、平（定）汾（阳）路等六大支路，共长3500多公里，④于1930年前通车。平（定）武（乡）路、黎（城）辽（县）路、邯（郸）长（治）路等，在抗战爆发前也已通车。这些公路既是山西铁路网络的触角，也是各地的新兴运输方式，在未通火车的区域，发挥了活跃商贸、沟通往来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山西山地较多、道路状况极差、运费高昂的条件下，公路物流量较少，尚不具备促进城镇化和改变区域经济性质的关键意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从属于铁路运输网络的支线，其作用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一、榆次、太原繁荣与太谷、平遥、忻县衰落 铁路未通之前，晋商已衰败，但作为其庞大金融势力大本营的太谷、平遥等地，仍是山西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太谷是山西境内最大的粮食、布匹集散地，每年由天津、汉口运来的洋布均在太谷集散，再由谷商运销至晋中及晋南各地，晋南的粮食等农产品也由谷商收购运往省外市场。平遥则是面向晋南的棉花中心市场，当地商人有“平遥班”的称号，运往天津的棉花，几乎为他们所垄断。 正太铁路通车后，“山西中部各县与外间之交通自此正太路为主脑”，交通网络由此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受正太铁路影响最为明显的城市当属榆次，“因其地位与晋南、晋西反较阳曲为接近”，⑤晋南、晋西货物外流时直运榆次；来自天津的货物，多由石家庄转正太线输入山西，入晋“商货运销南路者，均至榆次下车转发”，⑥山西省内外货物中心集散地渐由阳曲移至榆次，如在太原县煤矿，“日来运煤之车甚少，车夫皆言火车载粮出省，为数甚巨，车马载粮到火车栈（在榆次县），则运煤者因此不多”。⑦显然，是正太铁路的运输才使榆次的贸易中心地位日渐突出。 棉花和粮食是榆次外运的主要货物。晋南的棉花先汇集洪洞、临汾、曲沃等市场，再由平遥商人收购运至榆次。晋南的粮食多由太谷商人收购，一般“先由马车装至正太路之榆次车站，再装火车运至石家庄，继由平汉路运至丰台，改装北宁路车运津”。⑧据统计，正太路通车后，每年由榆次输往天津的棉花大约有2920846斤，价值 876250元；⑨由榆次输往石家庄的小米每年大约有143280石，价值429840元；高粱117340石，价值234640元；杂粮25250石，价值63125元；小麦 17130石，价值68520元。⑩此外，经榆次输出的各类货物还有棉纱、烟叶、皮毛、药材、铁器等。 不仅晋南、晋西各县货物多经榆次由铁路转运，而且“平津、陕甘、绥蒙等处往返货物，均经榆次”。(11)1907年后，每年由石家庄运至榆次的货物量为：来自天津的各种杂货34600件，总值 865000元；来自高阳的“爱国布”103200匹，总值 495360元；来自石家庄的白小布229600匹，总值 220320元；来自天津的糖2600包，总值65000元；煤油14200箱，总值56700元。输入榆次的货物，一般由平遥、太谷的商人运至晋南各地销售。(12)以正太路为依托的榆次转运市场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以转运为主要业务的堆栈业（也称转运公司）应时而起，主要业务为代客存放，收取栈租，后扩展为代客购买、运输等业务，初仅两三家，渐增至十余家。1927年前后，由于阎锡山、冯玉祥等部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陇海、平绥两路不通，陕甘货物都经榆次转运，实为该业最盛时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