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

——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

作 者:
蔡震 

作者简介:
蔡震,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9   蔡震,男,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

原文出处:
郭沫若学刊

内容提要:

从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来看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从赴广东大学任教到参加北伐,国民党人看中并选择了郭沫若,他也选择了国民党,并以该党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国民革命之中。在北伐初期以后,郭沫若从蒋介石的行径中逐渐看出了其反革命的本质而与之决裂,并被开除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则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过程的描述,是基于对与之相关史料的发掘,补充,更主要的是对已有史料的考辨与再解读而做出的。郭沫若研究学术领域的史料,还需要做一些基础建设的工作,以期还原于真实的历史存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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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7)01—0020—08

      因为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对于郭沫若的生平史料都需要再来检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发现现有史料中存在着一些完全属于史料是否确切的疏误(甚至是很大的疏误),因此有必要重新做一番考辨的工作之外,还感觉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对于许多现有史料,还需要去除其中实际上包含着的非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属于史料提供(回忆)者主观判断的内容。这主要是指后人回忆文章所涉及的史料(这在有关郭沫若的生平史料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来回忆几十年前的人、事(或者依据口口相传),出现记忆上的错误,甚至张冠李戴,在所难免。这可以结合一手的资料或者与其它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来确定其真正的历史存在或历史状态。但在提供(回忆)者的叙述中已经包含了解读性的主观判断的内容,而它们又反映着某种时代氛围的话,那是会在无意中模糊了历史真实性的。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研究者们充分意识到。

      譬如,关于郭沫若1926年初南下广州,到他投身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的这段经历。人们已经熟知并认可的叙述,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1926年2月,郭沫若得到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信函,邀请他去广东大学任教。这是共产党人瞿秋白推荐的。3月底,郭沫若到达广州,林伯渠安排了他到广东大学的事宜。这时,他结识了毛泽东,不久又结识了周恩来。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四个月中,担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的重要经历有文科革新、择师风潮,参与中山大学筹备工作,有多次与时政有关的演讲及许多社会活动,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加入了国民党。6月,在共产党人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推荐下,担任了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北伐。10月,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即往南昌主持总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并再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在此期间,一方面是蒋介石拉拢郭沫若,另一方面则是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1927年3月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蒋介石决裂,并遭通缉。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途中,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概括叙述所依据的史料,为行文简便,在这里不一一注明,它们都是郭沫若研究者们所知悉的。我要说的是:从这样一个历史叙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条脉络,即它主要或者说是侧重于在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去描述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人生经历,而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交道往来则被包含在这一关系中,或者仅仅是从这一政治关系去解读那些史料。

      在郭沫若的人生行旅,尤其是其政治经历中,广州的四个月和此后一年时间的北伐军旅生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他与国共两党和与之相关的许多政治人物的关系,都是从此开始的,他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由士而仕途的最初尝试,也是从此开始的,抗战时期他的政治经历更与此直接相关。所以,对于他这一时段的经历,尽量能够还原其历史的真实状态,对于郭沫若研究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但以上的描述是否就是曾经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否仅仅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这样一种状态呢?

      我以为,这还是一个需要再斟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对上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史料的考辨,与另外一些未被提及的史料以及相关的史料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再来看看历史叙述的文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次大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其政治态势最根本的特征,这是考察此一时期郭沫若生平史料格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背景,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实际上是被忽略了。

      先说郭沫若的受邀去广东大学。陈公博(国民党人)邀请,瞿秋白(共产党人)推荐,我们把这两者都确认作史料,但一直以来人们强调的实际上是后者的作用,似乎是有了瞿秋白推荐(与此相关的是,郭沫若到达广州后先去了林伯渠处),才有陈公博的邀请。其涵义当然是以共产党作为促成郭沫若南下广东的政治背景。且不说关于瞿秋白的推荐只有间接的史料,陈公博的邀请则是直接的史料,在这一叙述中,还有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陈公博特意致函邀请的是两个人,郭沫若之外,另一位是田汉(信函的抬头即为“沫若田汉先生”)。我不知道当初资料的发掘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这一点。陈公博邀请信的内容也是值得注意的,信中写道:“我们对于革命的教育始终具有一种恳挚迫切的热情,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大学都有十二分热烈的希望,于十二分希望中大家都盼望先生急速南来”。“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刻日南来,做我们的向导者。”①

      广东大学不是一般的国立大学,而是相当(国民党)“党化”了的大学,是国民党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在将要把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的计划里,国民党人是准备让其“达到党化地步。将来凡系党员入校肄业,一律免费。非党员则要交纳学费。”② 陈公博当时在国民党内也有比他作为广东大学代理校长更重要的份量。他是自1925年底原广东大学校长,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去职后暂时代理广大校长的,是去收拾邹鲁留下的一个乱摊子。在代理校长期间,陈公博施行了几项新的校务措施。事实上,在邀请郭沫若南下广州时,陈公博因代理期满,已提交了辞呈,继任校长为褚民谊。而在郭沫若到达广州后,陈公博即已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北伐开始后该部改组为邓演达任部长的总司令部政治部)。北伐开始后,他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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