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7)03-0052-04 “孙中山北上”指的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3日离粤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到北京，直到1925年3月12日病逝这100多天的活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长期以来，史学界盛传“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的邀请而北上之说”，然而其依据值得商榷。如1980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主编，中华书局)称：“1925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成功后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年谱注释说明：此说源于冯玉祥的《我的生活》。 请看《我的生活》原文：“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它国民党友人亦过从甚密，他们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的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1] 2 很显然，由这段引文只能看出冯玉祥在发动北京政变前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和与孙的来往，却与邀请孙中山北上没有直接的关系。 又如茅家琦先生担纲的《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五章第一节的第二个小节的标题就是“应邀北上”。其依据是孙中山1924年10月27日给冯玉祥、段祺瑞的“感”电，现特恭录“感”电全文： 北京冯焕章、王孝伯、胡笠僧、孙禹行诺先生均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孙文叩。[2] 252 天津段芝泉先生大鉴：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先此奉达，诸惟鉴照是荷。孙文。[2] 251 很显然，以上两封电文只能看出是孙中山告诉冯玉祥、段祺瑞自己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国是”，而看不出是孙对他们邀请电的复电。既然不是复电，当然就不存在孙“允北上商量国是”的事情。 冯玉祥等接到孙中山“感”电后，于11月1日复电，表示：“先生国家元勋，爱国情切，宏谟硕画，佩仰夙深。万乞发抒谠论，俾国内人士知所遵从。并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无任叩祷之至。肃电奉佈，伫盼教言。”[3] 这份电文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意图倒是跃然纸上，但复电不是主动邀请，则是十分清楚的。 台湾方面的学者对此也没有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李守孔先生的《国民革命史》(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岁诞辰筹备委员会编，1965年版)对此写道：“先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回师北京之初，曾联电国父北上主持大计，并派马伯援为代表，赍函南下欢迎。”“段祺瑞、张作霖等亦先后电请国父莅临北京共商国是”。《国民革命史》的注释说明它没有对此作专门的研究，只是借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国民军史稿》和《国父年谱初稿》。从行文来看，这样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是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立即与他人联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且派马伯援南下迎接。这与文献记载不符。经查，《晨报》(北京)、《申报》(上海)、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在1925年10月23日至10月27日孙中山的“感”电前，没有发现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北上主持大计的电文。《晨报》于1924年10月24日第二版，以《冯玉祥等主张和平之通电》为标题，刊登了冯玉祥等发动政变将领联名于23日发出致包括孙中山在内的24位社会贤达和各省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护军使等各地实权派暨全国父老昆弟的“梗”电，电文全文如下：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为民休息。廼者东南火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茶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民致用。如有弄兵好战，殃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 很显然，这个通电是冯玉祥等表明发动北京政变的动因，提出与社会各界会商政治善后问题的倡议，不是专给孙中山的电文，更没有单独邀请孙中山上北京的意思。虽然电文中有邀请社会贤达“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等句，但属于一般表态性质，既无会商的具体的内容，也无会商的时间和地点。再说冯玉祥发“梗”电时，北方时局扑朔迷离。时冯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孙岳和胡景翼的部队，共二师一混成旅，数万人。他虽然成功地回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并与张作霖有默契，但吴佩孚的十多万主力尚在。吴闻讯后立即联络长江流域苏、淅、鄂、皖、赣、及豫、闽等7省直系欲讨伐冯玉祥等部，时战争胜负很不明朗。所以冯玉祥此时也不具备邀请社会各方举行商讨国事会议的条件，只是一个政治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