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1—0092—11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第二次上海事变，以11月12日华界被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亦被完全包围而宣告结束。12月3日，日军大部队从沪西到外白渡桥的上海租界的主要马路上示威行军。当时，人们将此次行军称为“胜利示威行军”，这在上海租界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① 上海租界的地理范围被日军包围后明显地缩小了。公共租界全部22.5平方公里中，虹口和杨树浦地区占有的12.9平方公里都处于日军占领之下，越界筑路部分的54.88平方公里遭到战火的洗劫。至此，包括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以及法租界的合计面积缩减为29.08平方公里，仅为事变前的一半以下。只要租界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那么包围了租界的军队理所当然地可以主张其对于租界的领土主权。② 但是，日军只是进行了示威行军而没有真正接收当时列强权益错综复杂的上海租界，由此产生了日方所谓的“上海租界问题”。 日中战争期间，尤其是1937年以后的8年中，上海处于日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占领下”或“被占领地域”。但是，上海租界尽管明显地被缩小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日军势力范围之外的自由区域，即使在1941年12月8日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没有被日军接收，直到1943年7月归还给汪精卫政权为止一直存在。对于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前上海租界的重要性，古厩忠夫将其作为和重庆、延安并列的中国抗战力的三极构造之一，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那里(上海租界——引用者)的面积虽然只有30平方公里左右，但在日中全面战争的一半以上的时期内，持续了“孤岛的繁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并且成为迫使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要因。在考虑重庆政权的抗战力时不能将上海排除在外。在与新四军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的这一事实也不能忽略。同时，由于上海租界是反映围绕日中战争的国际关系的一面镜子，上海的研究告诉我们，日中战争是一场国际性战争。③ 本文将从日本的角度对古厩提出的作为抗战力的上海租界进行考证。即把考察日方对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的认识及对策作为主要的课题。④ 并尝试通过考察解明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所产生的“上海租界问题”的处理方法及其历史背景。 同时，本文对日方关于“上海租界问题”的认识的考察主要以战前著名的中国租界史研究者植田捷雄的论稿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调查报告为主，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实际产生的“上海租界问题”的日方反应及其对策的考察则主要依据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视副总监上原蕃的《上海共同租界志》。当时，围绕着“上海租界问题”，日方存在“强硬派”和“国际派”两条路线，植田的论稿代表前者，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调查报告及上原的著作则代表后者。 一 植田捷雄的“上海租界问题”论 众所周知，上海租界问题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运动的飞跃发展而日益突出。特别是1925年五卅事件后，中国人的参政运动、越界路回收、会审公廨回收等，在有关上海租界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后，不仅仅是中国方面，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对租界行政进行批判，要求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大多数日本居留民居住的上海公共租界。1935年10月，上海日本居留民向租界当局(工部局)提出对公共租界行政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市参事会员选举制度的时代性错误及非民众性。 2、作为行政中枢的工部局职员中英国人占绝对多数，其机能颇具寡头政治的色彩。 3、行政费用数额巨大，尤其是俸碌支出有过当之处。而且对义勇队、警察、教育、音乐及其它各部的不必要支出较多。 4、租界预算，尤其是教育费，未能实现各国居留民间的平等分配。⑤ 提出上述要求的中心势力是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该会在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是和上海居留民团并列的一个有力的自治组织，以“土著派”日本居留民的头目林雄吉为首，是上海日本民众的“中心体系”和“代表机关”。正如在其它论文中已经阐明的，各路联合会是那些生活在“国际都市”上海的日本民众在疏远感、孤立感、被害者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上以天皇制思想为支柱，在现实生活中依存于当地日军并积极与之配合提供协助。同时，为了维护其“权益”，他们对中国民众的民族运动采取排外的敌对行动，是一种“草根法西斯”组织。⑥ 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以前就曾提出过要求：1、编制公共租界警察部日本队；2、工部局各部门采用日本职员；3、增加公共租界日本参事会议员数；4、要求工部局对日本人学校发放教育补助金等。尽管在上海公共租界居住的外国人居留民中日本居留民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但工部局依旧抱有“英国人万能的专横态度”。因此，他们为遭受的“差别性对待”对租界行政抱有强烈的不满。在日本居留民不满的背景下，各路联合会向工部局提出上述要求，力图扩大日本人在公共租界行政中的势力和权利。⑦ 1935年上海日本居留民提出了公共租界行政改革的要求后，中国租界史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法科毕业，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执教8年，以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出名的新进学徒”植田捷雄⑧ 于次年1月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的批判》的论稿，全面支持上述要求。植田在其论稿中首先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