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全党农村调查与“农业六十条”的制定

作 者:

作者简介:
罗平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100091。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造成的。严峻的形势使人们清醒了头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要求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党的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县级以上各级党委也向农村派出了大批的调查组,了解到了许多曾经不知情的真实情况,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随着这个文件的出台,农村的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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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1-0074-08

      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之年。这一年,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批的调查组,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从而使全党对农村的严峻形势有了深切的了解,也坚定了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及其修正草案,初步扭转了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这次全党范围的农村调查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它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农业、农村工作,仍不无启迪和借鉴。

      一、“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农业生产上大放“卫星”,造成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成倍增长、甚至到了吃不完的地步的假象;又由于想当然地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已获得空前发展、中国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原有农村基层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而在未经试点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1958年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领导全党进行了半年多的纠“左”工作,使形势开始出现好转。但是,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并由纠“左”急转为全党性的“反右倾”,致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1959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大跃进”和急于求成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没有认真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后来,刘少奇曾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1]

      1958年以来,不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各级干部,为了组织“大跃进”,为了建立与巩固人民公社,付出很大的精力,都十分辛苦,许多领导同志跑了不少地方,有的人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式的,并未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且“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2] 即使是前往农村调查,也或是先预设结论再到农村找证据;或被表象所迷惑,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时明知情况有假,汇报失真,但出于干部与群众的劲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而没有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助长了弄虚作假作风,成为“大跃进”以来各种“卫星”屡放不止、浮夸风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虚假浮夸又导致决策层误以为农民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觉悟已空前高涨,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已是飞速发展,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实现共产主义,并由此作出了一系列的严重脱离农民和农村实际的规定,如大办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等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大力倡导“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在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县的范围内集中大量的劳动力组织所谓的大兵团作战等。由于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又片面地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就是“共产”,认为人民公社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大刮“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农村出现的严重困难,固然与这几年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左”倾错误所致。因此,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想方设法使农民休养生息,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够恢复和发展,就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

      1959年起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吃了情况不明、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亏。为此,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2] (p.233)他还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2] (p.253)邓小平也认为:“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而许多好的传统的削弱,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3] 这些都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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