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3-0054-09 关于新启蒙运动，目前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新启蒙运动是一场旨在继承五四启蒙运动，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依归的一场思想运动②。这两种看法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新启蒙运动的两种不同面相，同时也昭示了这一运动的复杂性。由于参加新启蒙运动的既有共产党人，又有自由主义者，因此新启蒙运动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尽管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表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取向。本文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后政策和策略的变化，尝试分析新启蒙运动内部分歧及其政治取向。 新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改变政治斗争策略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35年5月，华北事变爆发，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是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为此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争取共同的行动。”③ 是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④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重大转变，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运动上的转变。李初黎指出，文化运动上的转变，“在华北事变以后，已经部分地开始，而正式的转变，是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到了上海以后，许多做文化工作的同志，才明了国内外的形势，更彻底了解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于是在运动上才大胆地全部地开始转变。”⑤ 这种转变，是新启蒙运动发动的依据。 1936年9月，上海《读书生活》⑥ 发行了一个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上面发表了题为《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的文章，首次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陈伯达指出，新哲学(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抗的力量，中国的新哲学者也已经有了自己坚固的阵地，但是中国的新哲学者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这表现在：第一，新哲学者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第二，新哲学者大部分关于哲学的写作中，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为此，“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⑦ 紧接着，陈伯达又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新启蒙运动的设想。他把新启蒙运动称之为“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他特别强调这一运动继承五四时期的启蒙事业，但又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基本的不同。“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虽然当时已有动的逻辑抬头，但动的逻辑并没有占领支配的地位，占领支配地位的，一般地说来，还是形式逻辑，但我们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动的逻辑却无疑地是占着支配的地位。大革命以来，动的逻辑的逐渐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才使目前新启蒙运动的提出成为可能。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⑧ 这篇文章是对他前述的《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的补充，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新启蒙运动发起的标志。首先起来响应陈伯达的是艾思奇。艾思奇在读了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文后，立即表示“目前是要再来一个新的运动了”。虽然他觉得“新启蒙运动”这个口号有点欠妥⑨，但他完全赞同陈伯达的创意，并对这一运动的反宗派主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新的运动应该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而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阵线，“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他还强调“这是急需积极地做起来，而且需要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⑩ 何干之指出，艾思奇的这篇文章“不用说是受了陈伯达的暗示而写的，在某种意义下，又可以说补充了陈先生的意见，从此以后，人们对于新启蒙运动，已不是谈论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进到来估量它是什么问题了。”(11) 新启蒙运动的口号也得到了北平的张申府的响应。张申府自称早有发动一场新启蒙运动的想法，“至少在三四年前编《世界思潮》时，已有这个意思。”(12) 所以当陈伯达提出这一名词时，张申府即表示响应。此前张申府与陈伯达已有交往，陈伯达曾以中国大学教师的身份采访过当时已是著名哲学家的张申府，他们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张申府还为陈伯达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有关历史和哲学方面很有价值的意见。美国学者舒衡哲认为，这种私人间的友谊是新启蒙运动产生的一种催化剂。1936年秋，张申府开始和陈伯达合作，试图制定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具体计划(13)。从此，张申府就成为北平方面提倡新启蒙运动的最有力人物。对于新启蒙运动的内容，张申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新启蒙运动“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这都很好，但似乎可再加上一个积极的内容，便是要诉于理性。”(14) 当然，张申府参与发起新启蒙运动有其内在的思想依据，与陈伯达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因完全不同。按照张申府自己的说法，新启蒙运动至少有七种必要：一是民族自觉的必要，二是思想解放的必要，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必要，四是新知识新思想(新哲学新科学等)普及的必要，五是铲除残余的封建恶流的必要，六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七是救亡运动转向及扩大的必要(15)。显然，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所强调的“救亡”与文化上的大联合并不是张申府最初的出发点。
